高晋南 霍宏伟
9月26-27日，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举办。本次论坛由国博研究院主办，该院青铜器研究所承办，旨在为学者提供一个展示、交流青铜器研究新成果、新观点和新思考的平台，推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本次论坛采取线下会议与线上会议相结合的形式，未能到会场的海外学者也能与会场学者进行线上互动和交流。共20位学者进行了发言，从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科技史等多学科视角，展示和讨论了新近中国青铜器考古新发现与新思考，就古代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解读、器物组合规律、文化要素传播、风格演变和冶炼铸造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的学者还分享了其馆藏青铜器研究、展陈的新尝试。
参加青铜器论坛的嘉宾合影（余冠辰摄影）
论坛第一场
9月26日上午，论坛第一场主旨发言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武汉大学考古系张昌平教授，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方勤馆（所）长和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朱凤瀚教授发言题目为《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就湖北随州枣树林曾侯编钟铭文做了初步分析，重点讨论了铭文涉及的西周早期南宫氏奉王命“建于南土”，封于曾的实况。他还将其与叶家山墓地大墓联系，认为叶家山M111墓主为周昭王时期的曾侯立犬（“立犬”：左立右犬），昭王伐楚前即受封于曾，其与大约成、康时期的M1、M65、M28的曾侯关系不近。
朱凤瀚发言（霍宏伟摄影）
李零教授以《商周铜器分类的再认识》为题，作了较为详细地阐述。他认为青铜器分类应该特别重视器物的功用和自名，并提出了对青铜礼器分类法的新认识。他还申明了尊彝是祭器通名，列举九连墩大墓、上蔡郭庄楚墓，景渔鼎铭说明了楚鼎中的“鑐”；分析了簋与盨、瑚与簠的关系，论述了祼、赞和两种爵（三足爵和勺形爵）在古文字中的不同，指出今“爵”字源自勺形爵；同时依据新出青铜器材料指出，之前多以为是酒器的部分鸟兽尊可能是食器。
李零发言（霍宏伟摄影）
张昌平教授所作报告题为《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特质——以盘龙城的材料为例》。中国古代青铜器多是礼器，以表达等级为内在特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成熟的器用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有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开始有了规模化生产，生产的水准体现在容器、牌饰等形制技术复杂的贵重青铜器上，这些贵重青铜器专门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开始显现。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器表的装饰性和观感加强，组合、数量、体量、装饰都已成为其拥有者社会等级的标识，因此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的外在表达形式基本成形，其作为社会最重要礼器的地位也已形成。青铜器器用制度形成、演进的方式揭示了中国早期国家礼制形成的过程。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方勤馆（所）长着重讲了《青铜铭文铸写的曾世家——兼及“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介绍》。这一文物特展是湖北省考古发掘曾国青铜器，并以之研究曾国历史文化最新的成果转化和探索案例。曾国的历史不见于传世典籍文献，学术界对曾国的认识是几代考古学人用手铲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曾国考古发掘成果显示，曾国早期文化和青铜器风格有浓烈的“左右文武”的周王朝文化面貌，同时又融合了部分曾国的地方特色；春秋早期、中期曾国青铜器的楚文化风格逐渐增强；春秋晚期曾国进入“左右楚王”的时期，青铜器以楚文化风格为主体，只保留了少量自身文化因素。
苏荣誉研究员作了题为《晋西两件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的发言。年代与产地是古代青铜器关系密切又难以确定的两个方面，也影响着特定地域的青铜文化面貌。苏荣誉通过对晋西洪洞上村出土的一件鬲和石楼桃花者出土一件卣的风格和工艺分析，判定两者具有商代南方风格，而近些年对南方风格青铜器研究，揭示出南方风格青铜器早于安阳，是铸造于长江流域作坊的产品，并据以判定这两件青铜器是自南方流入的器物，年代属中商时期。
上述五位学者的发言，或结合传世文献考释青铜器铭文，以金文探求先秦古史；或着眼于青铜器本身的功用、分类，力求扭转以往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些误区；或利用考古新发现的青铜器资料，揭示青铜器作为上古礼制载体的特质，考察青铜器生产和铸造技术的特点和传播；或着眼于创新展陈青铜器及其背后历史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正是青铜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路和视角。
论坛第二场
国博研究馆员霍宏伟的发言以《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收藏与研究》为题。他总结了国博百年铜镜收藏史的三个重要阶段，将国博馆藏铜镜特点概括为时代蝉联、自成体系；发掘品精，工艺上乘；题材广泛、形制多样。国博集中了一批源于全国各地的铜镜考古发掘品、出土品佳作，汇聚了中国古代铜镜的精华，体现出古代制镜技术的最高水平。
北京大学历史系韩巍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虢季子白盘年代再议》，虢季子白盘是国博收藏的一件国宝级青铜重器，学界一般将其定为宣王十二年，韩先生根据其铭文文体、字体、书风等因素，结合《竹书纪年》等文献以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土资料，认为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的“王”应为西周灭亡后“二王并立”时期的“携王”，由此学界对两周之际的政局变迁、腹部有纹饰的半球形蹄足鼎断代及考古年代学等问题将会有全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