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明朝死得最冤的人是谁?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于谦，他和宋朝的岳飞一样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冤死的，不过同岳飞之死不同的是，于谦作为拯救大明于危难之中的名臣，他的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行进过程中，不经意地给自己挖了三个大坑。
关于于谦之死，正史上一般的记载都是，石亨、徐有贞等人以“谋反”之罪奏请英宗对于谦处以极刑，英宗以于谦有功拒绝，但徐有贞以不杀于谦，夺门之变无门为由强谏，英宗不得已只得杀害于谦。
其实不管正史的撰写者们如何粉饰?都不可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于谦是英宗除了景帝朱祁钰以外最想杀的一个人。
土木堡之变后，也先想以英宗为筹码同大明朝廷谈判，谋取利益。为国家计，于谦等人决定弃英宗保大明朝廷，首先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使英宗失去谈判筹码的价值，其次，拒绝和议，坚持抗战。这两项决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大明江山，但同时也使得英宗多次南归的机会付之东流，站在英宗的角度上，不可能不对于谦心存芥蒂。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景帝的易储风波，在这件事上，一向在国家大事上踊跃发言的于谦却表现出难得的沉默，不管于谦是出于何种原因沉默，但在英宗看来，于谦肯定是站在景帝这边的，如果说上一件事于谦是为国家计，迫不得已，还有谅解的由头，那么在这件事上于谦便彻底得罪了英宗。
夺门之变后，英宗又重新掌握了生杀大权，对于这样一位两次得罪自己的人，英宗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夺门之变能够成功，除了拥立英宗的臣僚们做事周密以外，还有一个人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便是英宗的养母孙太后（当时英宗和其他大臣并不知孙太后是养母，都认为是生母）。夺门之变，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是谋逆的行为，但如若有了孙太后的旨意，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英宗虽说不是孙太后实际上的亲子，但仍是她名义上的亲子，只有英宗一脉做皇帝，孙太后的利益才能够最大化。
所以在土木堡之变后，对于孙太后来说最理想的安排无疑是以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帝，以郕王朱祁钰为监国辅佐朱见深，但于谦等人却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说法，坚决拥立朱祁钰为帝，不过好在朱见深还是皇太子，对于这一做法，孙太后勉强还是能接受，但私底下仍不满。
景泰七年，景帝病重，孙太后曾就景泰帝死后以谁为继派太监曹吉祥同于谦商讨，曹吉祥首先问英宗能否复位，于谦以失国之君的理由拒绝，曹吉祥又问英宗之子朱见深能否恢复太子之位，于谦又以失国之君的儿子已被废黜为由予以拒绝，曹吉祥回去后如实禀报孙太后，孙太后大怒。
夺门之变前夕，曹吉祥等人曾请示于孙太后，孙太后并没有阻拦，而是举双手赞同，八成是因为当时于谦的态度。
于谦为人刚直，属于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老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于谦就是因为如此把文武百官一个个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夺门之变“功臣”之一的石亨，早先实际是非常感恩于于谦的，因为正是因为于谦的提拔，才使得自己脱颖而出，在北京保卫战中立功，并被进爵封侯。所以对于谦非常感激，也有意结交与于谦，便在景帝面前举荐于谦的儿子为官，可于谦非但不感激，还反倒在景帝面前弹奏石亨，说他举荐一行伍微贱之人，由是石亨结怨于于谦，但从这件事我们也看出了于谦的为官之刚直。
除石亨之外，夺门之变的众“功臣”之中最早同于谦结怨的是徐有贞，徐有贞原名徐珵，土木堡之变后，曾建议南迁，而遭到于谦训斥，后来徐有贞还多次找到于谦希望能担任国子祭酒一职，于谦向景帝禀明后，不能得到允许，他也没和徐有贞解释，徐有贞还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更加记恨于他。
除此之外，当时的明军因久于荒废战事，军中顽疾不断，为重振明军往日的雄风，于谦决定整顿军务，因而得罪了不少“不法”军官，据载光景泰元年正月，于谦就弹劾了四个中、高级军官。于谦的大力整饬军务，虽使得大明军队有所改观，却也失去了军官们的支持。
只是因为于谦这种眼里“揉不到沙子”的做法，使得自己彻底被孤立，到了夺门之变的前夕，竟没一人能给他通风报信，最后只得束手就擒，并被杀害。
其实作为一个人臣，于谦做得这一切都没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比如立景帝，弹劾不法军官等，他这是为国家计，但没办法做这些事总会危及其他人的利益，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于谦做事过于决绝，不够圆滑，终将使得自己会与他人格格不入，所以一旦失势，必定会遭到他人的报复。也许于谦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会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