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盟书中记载：“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可见大国逼人的气焰，郑国的盟书则先以哀兵姿态，大吐一番苦水，最后说：“不唯有礼与疆可以庇民者是从”，可见子驷想要以楚国压制晋国的势力，子展顺势说出：“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晋国见状，便不再要求修改盟书。
我们都知道，子驷一向偏楚，子展一向亲晋，不过面对咄咄逼人的晋国，两人倒是一唱一和地配合无间，以致强晋终于让步。
除了一般言辞对话之外，子展也常以“赋诗”的方式与人协商或交际。襄公二十七年，宋盟结束，郑伯设享礼招待赵文子，赵文子要求郑七子赋诗明志，子展赋《草虫》，表层意义是称赞赵文子是君子，深层意义则是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不二之心。事实上，子展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体恤百姓、为国图存。子展赋诗的长才，不仅争取了晋人的信任，也赢得了赵文子的赞誉。
《赵氏孤儿》赵文子剧照
襄公二十六年，诸侯讨伐卫国，晋人囚禁了卫侯。同年，齐侯、郑伯为了卫侯之事到了晋国，晋侯设享礼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表示对两位国君的赞美和祝福；国景子作为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表示晋、郑乃是兄弟之邦；子展作为郑伯的相礼者，赋《缁衣》，希望晋侯能准许齐侯、郑伯的请求——释放卫侯。
然而，晋侯并不想放人，所以叔向便佯装不解。之后，晋侯又列举了卫侯的罪状，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希望晋侯宽政以安诸侯；子展赋《将仲子兮》，表示卫侯虽然有过错，但大家都说晋国为臣下囚禁卫侯，人言可畏！最终，晋侯同意放人。
外交赋诗可以运用赋诗的诗章，委婉地表述己意，或请求、或威胁，以间接、暗示的方式进行沟通，此次卫侯能够顺利被释放，子展和国景子的赋诗功不可没。事后，叔向也以“郑七穆，罕氏其后亡也者也，子展俭而一”的评价，高度地肯定了子展能言善道、对应得宜的表现。
熟稔军事，善于谋略
襄公十八年，郑国子孔想要背叛晋国，然后发动楚国的军队来除掉大夫们，楚王闻讯派子庚前去支援，“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次年，子孔执政独断专行，郑国国内人民都很担心，就追究“西宫之难”和“纯门之役”的罪责，子孔知道自己应该抵罪，便带领了甲士保护自己，“二子率国人伐之，杀子孔”。
襄公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战车数量与当年“城濮之战”的晋国三军相当，展现出郑国军队强大的实力，亦展现出子展熟稔军事之特质。
由此可见，无论是弭平内乱，或是讨伐外患，子展都能迅速利落地完成任务，可见其深谙用兵之道。
“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剧照
除了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子展对于国家的外交策略亦自有主张。
襄公九年“戏地之盟”后，郑国人没有依照荀偃的要求修改盟约，晋国便带领诸侯进攻郑国。晋国攻击郑国三面城门，半月之后在阴阪渡河进攻郑国，驻扎在阴口准备返回。子孔见状，准备趁机攻击，然而子展却表示反对。
在玲珑看来，子展的行为是守信的表现。姑且不论子展是否为了信守盟书而拒绝出兵，依照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形势而言，小国与大国抗争是极具风险的，即使取得眼前的胜利，长期而言势必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左传》里晋、楚交战写得较为详细的有三次，其中两次都与郑国有关，即“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可见，郑国的向背，攸关晋、楚强弱。所以除了消极地避免与大国冲突、被动地顺从大国命令，子展也抓住这种利害关系，积极谋略，企图为郑国取得较为有利的情势，可见，他的确是善于谋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