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 赵望云/绘
艺术教育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师徒授受式（含家传），容易深入但常陷溺于一家一法；一是学院普遍教育制，相对完整却往往无法兼顾个体差异。各有利弊，哪一种模式最有利于艺术家的养成，至今莫衷一是。
国画大家、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为人们所称许，不仅因为他本人在艺术上的成就，还在于他培养了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知名画家，还将其子赵振霄、赵振川、赵季平等培养成美术、音乐领域的名家，堪称艺术教育史上的现象级事件。
就相对成才率而言，他以一己之力做出了超过许多专业艺术学院的成就，在学院式教育为主流的社会里，堪称奇迹。赵望云师徒及父子被美术家程征先生誉为艺术教育届的“黄埔军校”。美术史家黄苗子、刘骁纯研究认为，石鲁深受赵望云影响，何海霞亦承其惠。美术史家陈绶祥表示，李可染也受到赵望云的影响。从更大范畴观察，赵望云所倡行的农村写生，不知启迪了多少青年画家，他所创立的长安画派，更不知影响了多少有志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受赵望云直接影响的艺术大家众多，间接受到他影响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发，有鉴于国画“踟蹰在休闲的因袭中不能自拔”和“美术学校教育与现实社会毫无关联”的事实，早在1925年，赵望云即已确立了追求艺术创造的本质的目标，从事国画改造的工作，走出象牙之塔，走上十字街头，继而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西部去，开始了一生的艺术发现、创造与教育。
赵望云的艺术教育思想与他的艺术追求互为表里，有其一贯性和发展性。他善于从大处着想，“无论什么事情总是往普遍里着想”，从高处着想。从“大处”着想，指赵望云的艺术雄心在于批判地改造国画并提倡国画时代化。往“普遍”里着想，指他追求艺术的大众化，在艺术本体上不断谋求技术发展、形式进展、题材扩展，描写社会现实、真实的自然界和人类本身，深入描绘人民的形象。从“高处”着想，指他认为国画应该对自己国家民族加倍关心，强调新国画的“民族情调”与“中国气派”。
赵望云是当代国画界发现农村艺术资源丰富性和价值性的先驱，围绕农村写生展开艺术教育，体现了赵望云的智慧和远见。依托农村写生，赵望云解决了国画创作和教育中“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画是什么，画的价值何在”五大核心问题。
赵望云鞭策学生到大自然中，到农牧民中，“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题材、观察对象、琢磨形式、抒发情感、凝练精神。这一优良传统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赵望云四子、作曲家赵季平曾这样总结，采风就是家风。赵望云不迷信学院教育，他相信生活与自然中有美存焉，蕴含着无穷的“有意味的形式”。正如库尔贝《给学生的公开信》中所说：“美的东西是在自然中，它以最多种多样的现实形式显现出来……比艺术家的所有的传统优越。”他和学生们的实践证明了，伟大的艺术产生于最普通的生活经验中。在与对象的密切接触中表现对象，学习与创作实现同步化，“随着审美感受和艺术学识的进步，学生的感受和解读能力会转化为擅长表现和明确表达的能力。受到滋养的感知和想象力，会催生出新锐的艺术来。”（蒂埃里·德·迪夫），这与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法暗合。
赵望云认为，“除了经常地接受欧西前进的思想和技巧之外，对于自己富有几千年来的美术遗产，也应该加以密切地注意和研究；尤其它的技巧方面，批判地利用它的优点”。他反对泥古，反对僵化的法则，他在教育实践中抓住了一个“活”字，书法家李松涛先生评价：“活就自由，活就不必斤斤于固有程式，永不守旧。他的生平中没有墨守成规与衰退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在“活”的基础上发明的“写生即创作”观念，帮助学生一开始就打通了写生与创作间的天堑，从创作实践中升华写生体验，在写生中完成语言建构、形式自律和意义自足。
赵望云一直强调艺术的品质。他说：“凡以媚悦一般民众的趣味视为自己的义务者是凡庸的艺术家，努力于美学地加以创造能使国民的趣味向上者是出色的艺术家。”识优劣、辨好坏是赵望云极为重要的艺术教育方法，甚至对一幅画具体细节的好与坏，也要深究细考。方济众先生曾这样说：“赵先生经常给我们分析作品，让我们鉴别好坏，哪儿好哪儿不好，从方法到效果作非常具体的分析。”
赵望云乐于探索从未画过的题材，尝试新的画法。黄胄常常感慨，赵望云有三不画——不画不劳动的人，不画不劳作的马，不画名山大川。他引导学生思考艺术的社会功能。
赵望云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学生，从不试图改变学生的个性。他注重保持学生的直觉和创造力不受到戕害，充分挖掘和启发学生独立于他人的艺术潜能和艺术感觉。黄胄的豪放，方济众的诗心、徐庶之的坚韧、赵振川的跳脱、赵季平的通透，都得到充分发挥。他只按照艺术发展的规律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如清代王夫之《四书训义》所说，“教者顺其性之所以近以深造之，各如其量可矣”。亦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他鼓励学生在无限的创造空间中自由挥洒。这种重在唤醒学生潜力的方法，与苏格拉底“催产式”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善用皮格马利翁效应（即人际期望效应），高度赞赏黄胄的勤奋与灵气，夸赞他“画的驴能踢死人”。他对方济众描画的陕南风物多有褒扬。他欣赏赵振霄的音乐天分，鼓励他以西洋乐器表现民族民间音乐，《秦腔主题随想曲》《江河水》《二泉映月》《北京颂歌》等大提琴乐曲的成功，就建立在赵望云对儿子的直觉判断和信心上。他对三子赵振川陇南七年的劳动生活寄予厚望，坚信他在“与乡间人由接近而浑融”（梁漱溟语）中会有艺术上的飞跃，赵振川后来直承了父亲的衣钵。赵望云对四子赵季平说：“陕西地方剧种多，民歌资源丰富，要吃透。”坚定了赵季平在民族音乐和民间戏曲方面的探索，终于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音乐大家。六子赵振陆也回忆说，他的第一幅水墨戏曲人物画《苦肉计》，赵望云很重视，拿给美协的画家们看，石鲁、何海霞等皆大加赞赏，极大鼓励了赵振陆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