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
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
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
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一精一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
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
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
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
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
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
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
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
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
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美在旁独不语。
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联不忍为。”
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
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
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
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
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
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
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
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
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一一，洛一一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一一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
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洽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
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一一澈。
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
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
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
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