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宦官，只是服侍君主，打扫门庭的仆役、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奴隶。
但是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确立，宦官制度也一并从萌芽步入了生长阶段，各项制度日趋完备，活动范围也相应扩大了不少。
甚至还有不少宦官慢慢受到了君主的宠信，继而被委以重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了封建时期政治生活舞台上的一股特殊势力。
但相应的，宦官的势力以及野心也迅速开始膨胀，发展到东汉、以及后来的唐朝时期，更是堂而皇之地成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正式成员之一。
正如司马光所说，“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唐朝时期著名的“甘露之变”事件，便可以称得上是唐朝时期的典型宦官之祸案例。
也正是因为有了唐朝这个前车之鉴，在封建统治者的刻意控制下，两宋时期的宦官势力都有所削弱。
然而到了明朝，却全然就是另外一番模样，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执政时期强力打压宦官集团以外，剩下的明朝统治者有大部分都十分信任宦官。
正如史书所说，“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赫然又一次把宦官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那么也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此前在东汉、以及唐朝历史上已经有了那么明显的前车之鉴，为何明朝大多数统治者都还十分信任宦官呢？
明朝宦官受制于皇权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明朝的宦官制度跟其他封建时期不一样呀？
诚然，明朝的宦官制度确实跟其他封建王朝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其他封建王朝也同样各不相同呀。
唯一不变的，就是能在皇权的扶持下参与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是外交上的宦官势力群体。
可东汉或者唐朝时期的宦官之祸大家也都看到了，宦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高于皇权。
反观明朝，虽然出现了不少宦官揽权的事件，可从始至终，明朝的宦权一旦与皇权发生碰撞，不堪一击的从来都是宦权。
就好比明朝宦官刘瑾，擅权揽政意图谋反，然而只需明武宗朱厚照一声令下，刘瑾为了谋反所做的所有努力全都烟消云散。
再比如魏忠贤，天启年间专断国政，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但同样只需崇祯帝朱由检一句话，便让“忠贤震恐丧魄。”
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即便明朝宦官跟其他封建朝代一样，均与外朝共同缔结出了一张庞大而又复杂的关系网。
但却始终都受制于皇权，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重现如唐朝“宦官之祸”那般的能力。始终都只能在明朝皇权允许的活动范围内活动。
那么大家说是什么原因，难不成真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所立的那块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的铁牌发挥了作用？
显然不可能。
明朝不惧“宦官之祸”的实质
事实上，明朝皇帝之所以信任宦官，不惧“宦官之祸”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明朝时期，宦官的地位一直都处于一个“非法定状态”。
顾名思义，就是明朝的宦官，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定地位”。
这点其实可以参考下唐朝时期的第一个权宦李辅国，其在拥立唐肃宗李亨登基称帝以后，李亨就将其升迁到了“元帅府行军司马”，同时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郕国公。
换言之，在唐肃宗登基后，几乎唐朝的所有军政大事都是由李辅国一人执掌。这些职位所需要处理的事务范围，便是李辅国权力的“法定地位”。
司马光之所以说唐朝宦官之祸盛于肃、代，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在唐肃宗的放权之下，让宦官李辅国掌握了原本该由外朝大臣掌控的权力。
而外朝大臣的权力跟皇权一直都是相互对立的一个存在，也就等同于是唐肃宗自己把宦权放在了皇权的对立面，从而最终导致唐朝宦官之祸的爆发。
反观明朝，虽然自明成祖朱棣设立东厂以后，东厂的权力虽然是由宦官执掌，但是东厂的业务却主要是稽查百官，跟外朝官员是对立的。
再比如明朝的司礼监，在被扶持起来以后，虽有内宰之实，但实则却无宰相之名。因为司礼监的权力体系并非一个新建的且相对完整的政治体系。
而是通过分割本属于外朝内阁的权力而来，也就等同于是钻了外朝大臣的权力体系空隙。
如此一来，在明朝这一系列宦官制度的制衡之下，有一部分宦官虽然能够做到权倾朝野。
但实则在权力上却并不完整，一方面极为依赖皇权地位在背后的强力支撑，另外一方面还得抵御外朝权力的冲击。
而外朝权力是又是封建政权政治体系所必须，一旦没有了皇权的支持，那么明朝那本就处于“非法定地位”的宦权也就要直面跟民生、军、政息息相关的相权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