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关于汉服与韩服之争的话题引爆网络，事件的来由与事实并不复杂，但是透过这一文化争议事件的表象，反映出的实质却是，一桩纠缠于东亚或者说曾经汉字文化圈国家之间四百多年间无法回避的历史悲剧——文化认同的破裂。
回溯历史，这一历史悲剧的源头必定是明朝的崩溃。相较于其他被农民起义推翻的中原王朝，明朝让后世人惋惜的不仅是它的继任者是一只来自于关外的蛮族，而且这只部族不但以武力降服了华夏，还以武力改变了传承千年的衣冠礼乐。剃发易服，这是之前所有征服者都未能做到的。这一行为让前现代的中国，以一种在审美上令人鄙夷的面貌永远定格。以至于辫子成为西方人关于中国传统衣着发式最粗暴的标签。
【东亚的崩塌，持续了四百年】
日本人曾在答朱元璋的汉诗中这样写道：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篘清酒，金刀鲙紫鳞。
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虽然这首诗将朱元璋气得够呛，但这也说明一个事实：东亚曾经是有统一的文化认同感的，其核心便是中原统一政权+华夏礼乐的政治与文化组合，其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便是束发右衽的华夏衣冠。
对于满洲入主中原，剃发易服，日本人以儒家华夷之辩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很刺耳的论调——华夷变态，认为这是文明亡于野蛮。自然，共有儒家价值观的日、朝、越三国都在情感上向清朝报以厌恶之感，并不真心认同清朝的法统与道统。以至于在后来清末，日本人利用这一理论鼓动革命党排满，恢复中华，不过那是后话了。
越南阮朝也以中夏自居，将其对于中南半岛土著的征服看做是推行王化，以夏变夷之举。以中原皇帝的口吻斥责与恫吓那些不愿归附的南方蛮族。
虽然对于华夏衣冠礼制的好感普遍存存于日本、朝鲜与越南，但要论起对大明衣衣冠的礼乐的坚持，那必须首推朝鲜。明清易代已成定局后，朝鲜将记载访问北京出使活动的笔记《朝天录》更名为《燕行录》，天朝已无存，唯有访燕行。从对中原的仰慕与尊崇视角变成了平视。不但如此，其内部还长期使用明朝年号，以至于将崇祯纪年推到了两百多年。修筑大报坛，祭祀万历皇帝“再造藩邦”的恩情以及崇祯皇帝。甚至，还谋求北伐清朝。
《东阙图》中的大报坛.高丽大学博物馆所藏
清朝剃发易服后，边民之间的接触让朝鲜和越南都面临一个问题——清朝衣着发式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臣民。对此，两方都发布禁令，严厉禁止臣民效仿清朝服饰。但是，相比之下，朝鲜人对坚守明朝衣冠更为在意。
朝鲜宣祖大王李昖手书“再造藩邦”，现存韩国京畿道加平郡朝宗岩。朝宗岩、大统庙等名字所表达的含义不言而喻。
乾隆年间，朝鲜与越南等多国使臣出访北京，越南使臣为了讨好乾隆提前换上了清朝服饰，乾隆自然大悦。但是，朝会散去，朝鲜使者便揪住越南使者问道，原来贵国的衣冠制度是这样的形制，我怎么不知道。越南使者自知理亏，掩面羞愧。又某一次朝鲜使者出访清朝，在返回的途中路过一地，当地一人看到他们身穿的汉家衣冠怆然神伤，希望使者能脱下衣服让他试穿一下，当这他穿上之后与朝鲜使臣揖礼对拜，两人相对而泣。
如此这类故事还有很多，当年在大学的时候，从葛兆光关于域外汉学的著作中这些篇章时相当震惊，感觉完全打开了一扇新的历史之门。面对这些故事，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词“黍离之悲”。
李氏朝鲜的燕行文献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作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他们在复杂心态下，近距离观看中国，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百度百科
但是历史是残酷的，清朝入主中原后，原来汉字文化圈的成员虽然私底下对他满脸鄙夷，但在清朝庞大的规模与强大的实力面前，这些心念华夏礼乐汉家衣冠的“表亲”们只能望中原而神伤，各自前行。
【现代化与民族化，渐行渐远的东亚】
朝鲜人对于先王衣冠、大义名分、华夷之辩虽然保持着内心的坚持，但是仍然需要面对臣服于清朝的现实。更不用说日本人与越南人，逐渐的，追念华夏哀伤陆沉的情感开始起了变化。三国纷纷以中华自居，认为自己传承了中州业已无存的文明。而且，为了保持与清朝在文化面貌上的距离，离开了明代与中原互动互鉴的滋养，双方在衣冠上不可避免的向更加本土的方向发展。
明成祖画像 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
李朝前期与明代服饰的差别之所以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仰慕中华，中原也接纳他们作为大华夏世界的一员，他们的主动学习。更重要的是明朝通过不断的赐服保证了朝鲜贵族阶层的衣冠制度与明代衣冠保持着大体相似的面貌。可以说，中原汉服体系的湮灭，间接的造成了周边以交领右衽为服饰特征的族群，在衣冠演变上母体营养的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