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还发现，欧洲语言文字的逻辑，是用有限的字母去拼写读音，用发音去对应词语和词义。所以有限的字母可以组合出无数词汇。但是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读音，需要大量的人为强行记忆，这是最为麻烦的事情。
口语只能表达简单的内容，当需要记录表达复杂，抽象的知识内容，语音容易引起歧义。只有文字才能详细记录加以区别，汉字使荷兰人一个脑袋两个大，这种事情，谁也帮不上忙，需要深厚的汉文化功底。
一个随行的意大利人告诉清朝官员，欧洲的大船有山丘那么大，他把“chuan”的发音却发成了“zhuan”，船跟砖语调出了问题，官员直接反问，哪有那么大的砖？，那该是用多大的炉子烧出来的？，只好把字写出来，才消除误会。
明朝时官话是南京官话，天子守国门后，官话参杂了北方土语，也叫京音，虽然还谈不上字正腔圆，但已经基本流行了。
中国东西南北有巨大的方言差异，后来的雍正帝和袁世凯，都大力推行北京官话，也就是普通话，当然，这是后话。
荷兰人惊讶地发现，沿途官吏和士兵有时不得不笔谈，才能清晰地传达意思、消除语言误会。
荷兰人意识到：汉字克服了方言差异，维系帝国大一统的同时，也让这个国家体系，日益孤立于西方社会。也正如此，汉语维系了中华传统中国文化，没有被外部势力所侵蚀。
荷兰人还花了点时间才适应从右到左的竖行书写模式。由于汉字丰富而微妙的语境意义，同一个字的意思是多变的。即使看得懂单个汉字，也会完全看不懂全文，这一过程非常需要别人的讲解。
在商业利益和谍报责任的驱动下，荷兰人极其努力地学习了中文，并大致准确地掌握了基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常识。他们知道中原人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而“中国”一词，是指中央之国，“中原”就是世界中央的园圃。
墨卡托是荷兰16世纪地图制图学专家，晚年所著《地图与记述》是地图集巨著，沿用至今。
荷兰人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使团成员将荷兰和巴达维亚殖民地的位置，指给清朝官员看，清朝官员不关心荷兰的具体位置，却对不把中国画在世界中央，而大为不满，甚至觉得地图本身是胡编乱造的。
荷兰人发现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字，还存在有部分字形相同。他们认为那些偏旁是用来区分意思的。这说明汉字无法解决有限发音和不断增加的词汇量之间的矛盾，所以才存在大量的谐音字。
《说文解字》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放在当时，荷兰人不知寻求到《说文解字》古籍没有，如果找到，会哭到死。
汉语中的语声语调，以及适用场合，只有中国人心领神会。荷兰人特意留心汉字用音调区分语音的做法，这样的音调系统也比较难以掌握，给口语交流制造了很大障碍，直到现在汉语言的音调问题，也是时常闹出笑话。
契丹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