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条五【忌：质辩混淆、架空辩论；宜：划清界限、各有分工】
法庭上，我们还经常遇到法官说：“XX律师，现在是质证，说三性……”“XX律师你这是辩论意见，现在不要发表……”法庭上，偶然也会听到“法官，质证我详细发表，辩论时我就不发表或者简略发表……”其实，这已经陷入了质证与辩论混淆的盲区，更进一步，这显然架空了法庭辩论。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既然设计法庭辩论与法庭质证2个不同的法定阶段，其在程序法的功能、目的与分工方面必然有差异，虽然《刑诉法》相关解释规定，在质证的时候可以相互辩论，但是此“辩论”非“彼辩论“，一则是仅仅围绕证据三性深入辩论，二则围绕法庭调查已经查明的事实，在法律适用上的深度辩论，两者不可错乱与混淆，否则，悄然间，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实质剥夺或浪费。
信条六【忌：杀敌1000，自损800；宜：部分质疑、取舍得当】
理论上言辞证据有如下特点：绝对有利于被告人，绝对有害于被告人。但是，实践中，对过往事情之回忆（时间久远），由于人的记忆并不是绝对可靠的，经常会出现模糊、错误或者遗忘（这符合人类科学的记忆规律）。亦由于办案人员在记录言辞时，难免会帮助讲述者组织或整合语言，此时，由于记录人的用语习惯，会留下记录人主观的爱憎之言辞印记或思维痕迹。因此，一份言辞证据往往利弊混杂。针对以上言辞证据（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之客观现状，辩护律师是否时常感到如下困境：”要质疑否定其言辞，要打掉这份言辞，但是，在辩论的时候又想利用其中的部分有利言辞。”这就犹如医学上治疗癌症等疑难杂症，化疗方案科学权威，但是也存在杀敌1000、自损800之困境。那么，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该如何破解此两难困境？
此时，辩护人需要归纳提炼，整合言辞中的有害事实部分，部分质证（不要整体否定整份言辞），清晰列举（具体到卷宗中的X页X行），各个击破。例如，辩护人对卷宗中X某陈述的2处事实项之真实性有异议；再例如，第X页中陈述的“XXX这一处事实”、第X页中陈述的“YYY这一处事实”、理由如下：……如此，部分不利证据，部分提炼质证，方可避免有利证据不可用之困境。
信条七【忌：有罪辩护、一概否认；宜：围绕焦点，点到为止】
开庭时，有时我们会发现，辩护人对卷宗中的绝大部分证据都进行了质疑与验证，围绕证据三性开展，但是，最后发现其竟然做“罪轻辩护”。不可否认，也许其质证的证据确实有瑕疵或病灶，然，这些瑕疵或者病灶并不能实质有助于“罪轻的辩护论点”，其实是跑偏了。概言之，激情满满，方向反了，徒劳无功。此时，法官往往会冷冷地补问：“辩护人，你做有罪辩护还是无罪辩护？“
犹如一棵果树，上面长满了果实，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整棵树整体的果子数量、质量、糖分都是合格的，难免也有几个歪瓜裂枣（烂果子或者质量不达标的），然，瑕不掩瑜。同理可得，每个案件卷宗证据繁多（据统计，中国是书面证据最多的国家，动辄几十本），难免有瑕疵或者毫无关联的证据，但是，纵观全案，作为专业的辩护律师，经过审查，发现全案证据依法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辩护人则需要审时度势，点到为止，保存实力，待辩论时火力全开。切忌辩护人流于形式的质证，倘若质证理由过于牵强，为了否认而否认（这也许不是为了“表演”，只是自己陷入了“质证盲区”），这大概率会给法官留下很差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