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进步在不同层次的医院、不同经济实力的区域间存在差异。贲晓明说，如果医院新生儿的救治能力很强，以及相关的知识背景和技术水平都比较高，类似商丘事件中这样的婴儿，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可能会积极治疗。但囿于医疗资源、医生水平的差异，不同的医生对于这种胎儿是否值得治疗，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然而，贲晓明强调，也不应该用“马后炮”式的事后推理,去设想“如果当时积极救治，这个婴儿就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在新生儿相关文献中，早产儿的并发症包括呼吸窘迫综合征、高胆红素血症、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脑损伤等。目前认为，胎龄越小、体重越低，出现后遗症的风险就越大。商丘事件中的婴儿出生时体重750g、胎龄25周(+5天)，属于超早产儿、超低体重儿。
由于脑损伤和发育迟缓的风险对于存活的早产儿有显著影响，因此是否需积极照护早产婴儿依然存在着伦理争议。随着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早产和超早产儿救治边界在不断扩大，家庭的经济能力成为救治决策的重要考量。
以25周、500克左右的胎儿为例，贲晓明说，要看有没有其他并发症，如果抢救顺利的话，也许10万元人民币左右就能搞得定，但有可能100万元也不一定能顺利抢救下来。
因为治疗不满28周超早产儿的经济代价很高，龚晓明说，医院会跟家属交待，这种孩子存活机会很低，要不要抢救？如果家属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孩子出生之后会被送到NICU。但不管怎样，花了很多钱，孩子结局不好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