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不同的读者写信到《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来“痛诉”罐头难开的问题：“前不久，我和同事买了不少罐头，但开罐头的工具却买来买去买不到。希望本市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满足人民的需要。”“我和老伴同时患病，连续发烧一昼夜，无力起床做饭。老伴挣扎着买来一瓶‘天坛牌’菠萝罐头。她先用罐头刀没起开，又拿钳子钳也不行，再用螺丝刀捅也没捅动。家里能用的工具都用上了，累得满头大汗，罐头仍然打不开。”
当时为了解决这种问题，上海最早的24小时“便利店”星火日夜商店的便民措施里就有这么一条：“代开罐头”。胡建和那时作为年轻小伙，虽然负责的是西藏中路店的烟酒柜台，但代开罐头的任务也是他的。“我们这爿店离火车站近，赶火车的人会来买只罐头，让我们开好，这样他到火车上吃就方便了。”
现在，要求代开罐头的人几乎没有了，因为罐头盖子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水果罐头用螺旋纹盖头，荤菜蔬菜类罐头都用易拉罐。
而八宝饭罐头，现在也采用易拉罐式的盖头。
四鲜烤麸肯定都是上海人来买
在罐头厂工作，于茂全不仅有很多关于罐头的冷知识，在七八十年代，他也是家族和朋友圈内的红人。
物资匮乏时代，罐头是被“供”在碗橱上方，只有在特殊日子才会打开的“香饽饽”，于是连带着，在罐头厂工作的人都很吃香。“阿拉好买到瘪听，在原价基础上打七折。”上海人都想买瘪听。“胖听”代表罐头食物变质，但瘪听不一样，只是外观上有一些凹痕，里面食物一点都不受影响。
罐头厂工作的人因为有买瘪听的路道而受欢迎，就连卖罐头的营业员，人缘也不是一般得好。胡建华1970年代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分在师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工作。
当地物资匮乏，“天热连西瓜都没有，只有香瓜。等到冬天，卖冻梨冻柿的地方就要排起长队。”所以罐头是很好的补充，小卖部里进的水果罐头多，很多人就会买上两只水果罐头去看望病人。
除了水果罐头外，玻璃橱窗里还有一个小的门类——上海来的罐头，卖的是午餐肉、凤尾鱼、四鲜烤麸等。
这些罐头的主要消费人群是上海知青。“晚上知青要白相，要吃老酒，就会来找我，让我开店门卖罐头掰（给）伊拉。”
在胡建华第一次离开上海前往黑龙江的行囊里，也有这些罐头，“不知道当地情况哪能，姆妈怕我没物事吃，也怕我吃不惯当地菜，就买了罐头给我装上。”不过，那次的行囊里没有他所喜欢的四喜烤麸罐头，“当时店里卖的烤麸罐头是玻璃瓶，怕路上敲坏，就没买。”
上海人非常欢喜吃烤麸，春节前准备年货时，在三阳南货店，就常有人要来配这几种食材：金针菜、香菇、木耳、花生。营业员和顾客就像对上暗号一样，寒暄一句：准备做四鲜烤麸啦？
四烤麸也是一道吃功夫的菜，所以老派上海人习惯春节前做上一大锅，春节里每当有人客来吃饭，就盛上一盆做只冷菜。
一般在上海的人是不配干烤麸这一食材的，因为菜场有新鲜的卖，但三阳南货店的干烤麸销量也很不错，营业员介绍说，有的上海人会给在外地的亲戚朋友寄。
“四鲜烤麸肯定都是上海人来买。”上海知青每月所发的工资，都有一部分消费在小卖部的罐头上，“后来当地人被阿拉上海人带出来，也开始吃了。”胡建华说。
小时候春游，用午餐肉做三明治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似乎变成了梅林罐头的专场，但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没有收梅林任何一罐罐头做广告费。
只是，要说到“最上海”的罐头，梅林这个品牌是绕不过去的。曾经，上海也是有过各种品牌罐头厂的，像泰康、益民等，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梅林就成了上海罐头中的“一枝独秀”。
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当地的罐头“王炸”，就像福建人认准古龙罐头，广东人认准甘竹罐头一样，上海人就认准了“梅林”。
所以即使午餐肉有各个品牌，但商斌仪和太太就只吃梅林牌的午餐肉。“小辰光去春游秋游最开心，一袋切片面包，一罐午餐肉，一罐果酱，中午吃饭的辰光就好做‘三明治’吃。同学都老欢喜的。”
比起凤尾鱼罐头，商斌仪觉得梅林午餐肉罐头更上海，“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的罐头就是午餐肉，所以印象特别深。”
和商斌仪有同样感觉的还有“跳水皇后”吴敏霞，在被问及“心目中的上海老字号”是什么时，她第一反应就是“梅林午餐肉”。“我小时候经常吃，但是后来去了国家队，吃饭管理十分严格，这个味道就只能放在我脑子里了。”
午餐肉是上海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吃过，并留有美好记忆的食物。到了现在，胡建华和知青好友们聚会吃火锅，他们还是每次都要点午餐肉。胡建华有时吐槽：“你们当年没吃够吗？”朋友们就哈哈大笑：“吃不够。”
在商斌仪印象深刻的记忆里，除了午餐肉的味道本身，还有家里小孩抢夺罐头上的钥匙开罐头盖的情景，“有时弄得不巧把外皮卷断了，只能让爸妈用老虎钳开。”
每个罐头里，罐装着食物，更罐装着记忆、情意、欢笑和苦痛，它们保质期都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