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2 月，海洋亚洲（OceansAsia）的志愿者在中国香港的索罟群岛（Soko Islands）海滩上发现了冲到岸上的一次性医疗口罩。尽管彼时全球正经历医疗资源短缺危机，生态系统中却不乏塑料制医疗防护用品的身影。散落至生态系统的塑料医疗垃圾进一步加剧了塑料污染情况的恶化——上周发表于《科学》（Science）杂志的新研究显示，进入地球航道系统中的塑料排放量已达到了近年新高。该研究的作者之一、多伦多大学研究员 Stephanie Borrelle 表示，2015 年时人们认为超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800 万吨塑料排放量是无法接受的，但 2030 年全球年度塑料排放量可能达到 5300 万吨——这足足超标了 6 倍多。触不可及的清塑目标
多伦多大学环境与进化生物学系的助理教授 Chelsea Rochman 带领一组跨国团队展开了研究，希望借此弄明白我们究竟需要投入多少精力，才能将全球塑料污染量降低至 800 万吨以下：团队首先估算出每年进入水生生态系统（aquatic ecosystems）的塑料排放约为 2400 - 3400 万吨。随后，他们根据目前的塑料污染应对策略建立模型，预测未来的塑料污染情况。塑料污染应对策略包括三部分：降低废塑料产量（包括禁塑令等政策）、加强对现存废塑料的管理以及继续清理环境中的塑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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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发现，即便将治理目标根据策略拆解成三个小目标，它们依旧是几乎难以达成的。更何况想要完成它们也不是件容易事：首先，需要将全球塑料产量减小 25 – 40%；同时，将塑料的回收管理水平应提高 60%；此外，环境中的塑料排放清理水平还得增加 40%。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字转换成更直观的人力消耗——“要想将清理水平提升 40%，至少需要消耗 10 亿人力——这是海洋保育协会 2019 年投入国际海岸清洁人力的 660 倍。”疫情期间的塑料经济学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塑料污染的治理变得难上加难。自疫情发生以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隔离政策，人们的出行减少，对石油的需求也随之降低。石油需求的下跌导致了供需差异的增长。其中一个后果是：新塑料的生产成本要比旧塑料的回收再生成本更低了——极低的成本诱惑促使各国通过石油原料生产新的塑料（virgin plastic）来制作医疗防护用品。
与此同时，全球对塑料制品的需求急速上升。根据中国疫情期间的数据，今年二月我国每天生产的一次性口罩就达到了 1.16 亿个，《纽约时报》称这是疫情前医疗口罩产量的 12 倍。医疗塑料垃圾的产出也随之上升——在今年的疫情峰值期间，武汉的医疗系统每天都能产出 240 多吨的一次性塑料制医疗垃圾。
一家口罩生产工厂。图片来源：Aly Song/Reuters
此外，疫情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塑料需求量。在新加坡为期八周的隔离生活中，人们对于外送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在这期间产生的塑料垃圾，包括食物外卖的塑料包装、送货上门的日用品包装袋等，造成了整个城市共计 1400 吨塑料垃圾增量。根据商业分析网站 BusinessWire 的报告，疫情期间全球塑料包装市场规模估值将从 2019 年的 9092 亿美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0126 亿美元。
为了尽快处理数量过多的塑料医疗垃圾，疫情期间出现了许多废塑料处理的不当策略，如移动式焚烧，直接填埋或就地焚烧等等。然而，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2020 年的报告，即便只有 1% 的口罩经过不当处理，都可能产生质量高达 30 到 40 吨的塑料垃圾，这些垃圾可能随风飘散至地球的各个角落。例如前文提到的在中国香港海滩上发现了疫情相关的塑料垃圾，这在全球范围内这很可能不是孤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面对严重的塑料污染现状，要想扭转局势，唯有推动整个塑料产业的转型。Chelsea Rochman 表示：“在无法一键关停全球塑料生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将塑料产业转变为以回收为主导的模式，人们应当重视废塑料的利用价值。我们必须通过国际合作，通过两条途径从根本上改变塑料产业——一条是减少新塑料的生产，另一条是探索回收利用废塑料的新方法。”
同样，来自莫纳什大学的 Tanveer M. Adyel 在《科学》发表通讯文章指出，我们的社会目前迫切需要施行“循环经济”策略，包括对于对于塑料污染的严格管控以及对废塑料积极回收。企业需要履行他们的社会与环保责任，在限制新塑料的生产和增加旧塑料回收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倘若这个社会没能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共同努力，我们追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能性将变得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