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神似”作为一种策略和手法，怎样才能真正运用于翻译实践中？怎样才能帮助我们化解一个个语言障碍，再现原文的美妙和精彩？从传统而来的傅雷，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表达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的言说方式，他们善用感性的语言而非知性的语言，寄托自己对于美的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他们不是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对话或交流而发表己见，不是为了说服谁而表达心声。他们抒胸言志，往往只是为了高山流水觅知音。觅得，则可以志同道合、怡情悦性；而若话不投机，那就各奔东西。傅雷似乎并不在乎理论上说服谁，影响谁。人文学科里，与其去做无谓论争，不如埋头“重在实践”。由此来看，“神似”如果作为一种标准或手法在傅雷那里没有说清楚，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属于思维方式的问题，是精神思想之存在方式的问题，可能傅雷并不曾想过在现代理论的层面多费心。
理论的自信来源于文化的自信。我以为，傅雷“神似说”立足于中国文化资源，体现了中国文论的某种特色和东方文化的某种优势。它的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意义在于：它继“信达雅”后把中国译学发展到新的高度。它是理论的种子，理论的内核，至今深藏而仍有生命力，蕴含着可以释放和转化的现代性因素。或许因为傅雷当年只想在翻译实践中做出务实的成绩，并不愿意在“见仁见智”的理论上“展开论战”，而最后又“不了了之”。那么，这样的理论工作恐怕只有落在当代学人肩上了。
以“神似说”为例，若要建构我们的当代理论，似乎应当回到其审美活动高度概括前的原点，自下而上，渐次地恢复“神似”在民族审美记忆中拾级而上的认知、品评和判断的过程，给文学翻译工作者指出通向艺术高峰的路径和审美考量的关键节点，把“神似说”演绎成说服力强的理论依据，甚至是操作性大的应用手法。我们既要开展中西对话，也要开展古今对话，在继往开来中推陈出新，探索“神似”给我们带来的新启迪，打开的新空间，寻求新的理论生机的出现。
总之，以“神似说”为核心，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能发出中国声音的中国译论现代话语机制，既是傅雷及其翻译活动留下的重要潜在价值，也是中国译学现代化演进的需要。无论是外国文化引进来，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和特色优势上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当能更准确、更有力地阐释外译中和中译外的活动。
（作者：宋学智，本讲演稿依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傅雷翻译手稿和校样修订稿整理与研究》〔19BWW011〕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6日 10版）
■中西理论形态差异与“神似说”的再阐释空间
然而，傅雷不想上升到理论层面谈翻译，不等于“神似说”不具备理论发掘的价值和理论发展的空间。“神似”作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的关键词，背后有着我国传统文论包括画论丰富的话语资源；作为一个体现了中国译学发展脉络的关键词，一个对于改善和提高我国翻译质量具有指导意义的关键词，如今看来，对它的阐释还是远远不够的，关于它还留下了大量的话语空间，需要我们后人去填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对“神似”的质疑甚至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无道理，值得我们更多思考。
我以为，于翻译理论来看，应当取西人理论形态之长，以补我理论形态之短。傅雷自己也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中国文人在表达自我的文艺观时，除了随感而论、体验而论、诗性而论外，也倾向于总体而论、综合而论、宏观而论。这已形成惯性思维模式及由此而来的别具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形态及系统。虽然这样的翻译理论话语形态及系统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史学价值，但如果只是墨守成规，则恐怕已不符合当代理论发展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当代学人对理论形态的现代化诉求。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文人的文化品评，其“总体而论”不是不经过细节和局部就总体的，其“综合而论”也不是不经过归纳和概括就综合的，其“宏观而论”更不是不经过微观的观察与思考就宏观的。看上去，东方的理论及思维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偏爱给读者一个一言以蔽之的说法，显得高度概括、高度提炼、言简意赅，其实，它本来也是自下而上的，依实而出的，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根有据的某种顿悟，否则，那些古代文论观点肯定早就站不住脚了，更不会流传至今。只不过，它把高度概括前的那些一步一步的递进环节，一环一环的归纳环节，一层一层的提炼环节省略掉了。而这正是西人翻译理论中的见长之处，即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的细微曲折，描写的有板有眼，让人不得不认真关注和跟随他们的观察和分析，思索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