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宋学智 演讲地点：吉林外国语大学网络课堂 演讲时间：2020年9月
“神似说”的前后故事
■“神似说”的提出
一般而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翻译史上，有两个人物，既有流传后世的翻译作品，又有影响后人的著名译论，这两位，其一是严复和他的“信达雅说”；其二是傅雷和其“神似说”。
宋学智 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主要从事翻译学、法国文学研究。著有《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等，译著有《副领事》《小王子》《在马热拉尼》等。
基于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工作的经验与认识，傅雷提出：“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都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懂，使读者莫名其妙”。同时他也深切地体会到：“译本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长期的语言转换工作使傅雷发现，法语出发语与汉语译入语之间存在十一种具体的差异，如：“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这些给翻译工作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上海傅雷图书馆内读者在参观 资料图片
经过二十多年的翻译实践，傅雷在1951年出版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开篇明义，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十二年后，他在给罗新璋的信中，再次明确了自己对译事的看法：“重神似不重形似。”罗新璋对傅雷“神似说”做了如下解读：“所谓‘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指神似形似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倚重倚轻，孰取孰弃的问题，不是说可以置形似于不顾，更不是主张不要形似。”这符合傅雷的思想，因为傅雷在同时期给宋奇的信中也强调过：“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
傅雷照 图片由康康提供
■“神似说”对译界的影响
傅雷“神似说”为核心的翻译思想提出之后，首先引起了当时我国翻译界的热烈反响。罗新璋认为，傅雷“于信、达、雅之外，标举‘神似’，别树一义”，他“从临画的方法推导出翻译的原理，而以传神立论，则把翻译从字句的推敲提高到艺术的锤炼”。罗新璋还进一步指出，“神似”与“案本”“求信”“化境”这四个概念“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傅雷把我国传统美学中这个重要论点，引入翻译理论，把翻译提高到美学范畴和艺术领域”。许钧则说：傅雷“以临画来比翻译，说明翻译之难，并以‘神似’为克服困难的基本途径，这是很有见地的”。张泽乾认为，“傅雷的‘神似’是对本世纪上半叶我国‘神韵’‘气韵’‘传神’等说的丰富和发展，是翻译思想呈螺旋形上升的又一生动体现”。
傅雷图书馆内展出的部分傅雷外国译作 资料图片
在我国现代以来的翻译家中，像傅雷这样超出法语翻译范围，把影响扩大到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并不多见，而探讨研究那些翻译家之热烈程度等同于探讨研究傅雷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法国文学翻译界外，深信中国翻译理论未来的刘宓庆认为：“‘神形’问题是中国艺术理论史上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重大命题，傅雷以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和翻译工力推出新说，将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结合了起来，是对严复的‘三难’之说的重要补充。”时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的刘靖之指出：“傅雷在翻译上所要达到的境界，使‘信、达、雅’和‘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看来过于简单，而且有种‘掻不到痒处’的感觉。译文‘神似’原文便是最高的境界，是钱钟书所说的‘化’的境界”。《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作者认为，傅雷的“神似说”“博采众家之长，集众家‘神似说’之大成，成了众‘神似说’之历史终结，成为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继严复‘信达雅’说之后树起的又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旗帜”。
傅雷照 资料图片
当然，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观点，也引起一些学人的不解和质疑。如果脱离语境，不与傅雷前前后后的翻译言论相联系，也自然会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免极端，可能会给文学翻译活动带来不当指导。为此，郑海凌专门撰文，来澄清傅雷“神似说”影响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消除人们在“领会、品评或实践‘神似说’过程中”产生的误解。江枫认为，傅雷是一位被误读了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翻译是“力求形神兼备”，并且“忠实而生动地传神”。孙迎春则强调指出，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实际是要突出所“包含的艺术创造性这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