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距离ofo小黄车停运还有2年。现在回看，刘奎纬觉得，艺术作品有时扮演先行者。如果日常的工作是人类发展的流水线，那么艺术更加前卫、创新，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探讨，艺术也许能提供看世界的新角度。
“我希望我们有力量，但它非常微弱，很多时候只够把问题提出来。”黄海清说，他希望更多人关注鬼城、反思鬼城，可能就会带来改变。
此前有媒体报道了他们睡鬼城的事，新闻评论栏里，有人认同，也有人说无聊，“一群人吃饱了撑得难受”。黄海清毫不介意，“只要有讨论，就说明这件事有意义”。
他期盼鬼城还能活过来。“有决策权的人把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不要换个领导就换个开发思路。或者把它改造成创业园区，这样它不就有新的生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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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花都鬼城的别墅，黄海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这里能给我们做工作室该多好。”阳光从落地窗透进来，一楼客厅空阔亮堂，层高容得下大尺寸画框，也足够做雕塑工作间。黄海清手一挥，“给‘二打六’每人一套”。
“我们对工作室的渴望非常强烈。”刘奎纬说，“画家回到工作室就感觉自由自在，像一条鱼回到它的池塘。”大学毕业前，他畅想过自己的未来，他希望能像刘小东、曾梵志、蔡国强那一代艺术家，在厂房改装的工作室里尽情挥舞画笔，通过卖画达到收支平衡，然后专心创作。
现实是，手头拮据的他、潘学城、林超文和另一个同学在城中村租了一套破旧的平房，两室一厅，4个人买了两张上下铺的床挤在一间屋子睡觉，另一间用来堆放画作。把折叠饭桌收起来，客厅就变成了画室。房子旁边有一个化粪池，虽然封了盖，还是会飘来隐约的臭味。
到了2014年，他们总算搬进伍仙桥艺术家工作室，老师江衡和师兄黄海清都在那里，国内外知名的策展人、美术学院教授和画廊创始人来访广州时经常在此逗留，也会带来一些展览和销售作品的机会。
黄海清用“乌托邦”来形容在伍仙桥的日子。除了各自作画，大家大部分时间都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每一天都充满欢声笑语，“二打六”就在那时集结起来。
他们在展厅举办座谈会、艺术沙龙和展览，也弹吉他、打鼓、煮茶。来的朋友不少，时不时就十几号人围在一起煮火锅，茶叶不按罐买，一买就一大提，谁手头宽裕谁出菜钱。
工作室环境变好了，租金也比以往高了许多。油画本身的成本也不低，一支170毫升的油画颜料十几元，林超文有时一个小时就能用完。他常用六七种颜料，一次批发100支，老板以为他是进货商。
理想状态下，画家的收入来源就是卖画，但对年轻艺术家来说，作品被市场接受需要时间和机遇。
黄海清是为数不多的能靠画画养活自己的人。他算是年少成名，大二就卖出了第一幅画，足够他一个学期的生活费。2006年年底，有香港藏家来买他的画，身上背着几十万元现金。还有明星微博发过他的作品。黄海清觉得自己幸运，赶上了绘画市场升温的好时候。崭露头角之后，他跟许多画廊建立了合作。2008年之后，市场不景气了。刘奎纬毕业5年后到伍仙桥才卖出第一幅画，由于缺少经费，他不少装置作品的创意只能停留在草图阶段，几年里攒下近百本画满草稿的速写本。
睡鬼城，参加展览获得的几千元报酬，覆盖不了成本。第一趟鬼城之旅，“二打六”为食物、器材、酒店的费用东拼西凑了三四万元。对行为艺术，他们没太考虑“变现”，5年下来，只有那块切碎重塑的砖头卖了1万元，在林超文胸前拓印出来的水墨作品一张100元。
每次回家，刘奎纬没有钱补贴并不宽裕的父母。反倒是年迈的母亲会在儿子临行前往他包里塞上一两千元，他再把钱塞回枕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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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系统对刚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几乎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扶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汪晓曙曾经在采访中谈道，尽管广东有一些扶持计划，但是覆盖面非常有限。
林超文说：“能坚持5年就不容易，10年那就非常牛了。”
为了维持生计，他和“二打六”其他成员去教少儿美术，带美术高考班，做墙绘。带高考班要早出晚归，一周6天课，但是几个月下来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有一次，黄海清、潘学城和林超文跑到天津去更换壳牌的高炮广告牌。他们买了高空作业的保险，搭脚手架爬到四五层楼的高度，换一个挣六七千元。别的工程队5天换1个，他们仨一天就换两个，再加上去加油站更换标识贴纸，一个半月下来净挣10多万元，然后又去睡鬼城。
“反正有手有脚，什么都可以做，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林超文把兼职打工当成是一种体验，从生活中为艺术创作提取养分。
2017年，林超文卖掉了三四十幅作品，但跟买车买房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的财务状况还差一截。他不在意，“一旦买房就会被卷入还月供、换更大房子、换学区房的体系，不知不觉一辈子都丢在里面了”。
“你有1000万元的时候想有1个亿，你有1个亿的时候又想有10个亿，你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的物质欲望。”他说，“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又脱光光地走，够吃够喝就差不多。”
相比之下，潘学城觉得自己跟现实更加协调。他主动去适应市场，在创作之外，专门画一些大众欢迎的题材。他也经常琢磨赚钱的门路，梦想靠投资或经商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归创作。“并不是说我对艺术不执着，而是说我的安排是让它放长线、可持续发展。因为创作是一辈子的，又不是一两下的事情”。
他在深圳的电影院做过经理，也在佛山试着开过服装厂。在电影院，他要管理售票、排期、投影等，上班两三个月之后“就看得见未来”。后来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听了好多遍主题曲之后，潘学城决定辞职。
2016年，伍仙桥的艺术家们突然收到通知，房子不能再租。“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好山好水里唱着歌、吃着火锅，‘嘣’一声，那个锅飞了。” 刘奎纬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搬工作室，装修忙了半年，很多展览和活动被耽误了。适应新环境需要过程，他们花了很久才静下心。
潘学城渴望买一块地，盖一栋工作室，不用被催租、驱赶。刘奎纬总想起鄂尔多斯鬼城看到的那些豪华别墅，比广州花都区的户型规模更大，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厂房。它们离他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