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阳台，拉开门，一具男性尸体被斜着搁在地上，毛巾盖着他的头，脚下压着被单。应该是小姑娘从床上拖到阳台上去的。
“告别仪式你要做一下么？”我问道。一般，家人都要帮逝者整理衣服，梳妆一番。
“不用了，你们赶紧抬走吧。”她说话的时候，视线都没有离开手机屏幕。
我一时分辨不出，她这样的态度是出于怨恨还是悲伤。将遗体抬上车后，红会的同事告诉，那个丫头19岁，小时候母亲跑了，父亲患病，没有经济能力供她生活，反而卧病在床，需要女儿照顾。捐赠遗体是她父亲的主意，说这样不用女儿操心丧葬费。
我也遇到过态度很恶劣的家属。2015年，我冒雨前往遂宁一户遗体捐赠家庭。门一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地上散落着沾满污秽的纸尿布，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来到逝者的床边，几个年轻人嚷嚷着“赶紧抬走”，我照例询问告别仪式，他们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和同伴抬起老人时，发现他的腿腹已经长满了压疮，渗出的组织液浸湿了床单，稍一用力，一块皮肤粘留在床单上。
“家属来帮帮忙，用床单帮忙兜着一下。”我抬头看着那几个人，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厌恶和拒绝。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老人的儿子，他直说：“脏死了。”
我们没办法，只好动作更慢一些，将遗体抬出这个家。身后的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无奈地和同伴说：“只有我们来陪这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段路了。”
我见过的大多数家庭，还是很温馨的，会和逝者好好告别。四年前，同样是在遂宁，红会通知我去接一个中年女性逝者，她多年高位截瘫，去世时多器官功能衰竭。我来到她家已是傍晚，家属对我很热情，短暂的寒暄后，我了解到逝者刚刚在家过完50岁生日。
她21岁那年出了车祸，在家躺了整整29年，由父母和弟弟照顾。弟弟有了家庭后，依然会带上妻子一起照料姐姐。洗澡、擦拭、翻身，每天出门晒太阳。弟弟专门租了一间一楼的两居室，便于父母推姐姐出门。
检查遗体时，我发现整个背部、腿腹没有一点压疮的痕迹，腘窝、肘窝也没有污垢，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盘在脑后。家属帮着我将遗体抬上车，面容带着微笑，送了逝者最后一程。
离开后，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一家人在挥手告别，再看了看车厢里的女人，感叹道：“你比许多活着的人都要幸福。”
捐献者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遗体捐赠，与传统思想背道而驰，对捐赠者和家人而言，是一件大事。十多年前，遗体捐赠者大多来自医学院或有医学背景，如今，随着社会开放，城市中有遗体捐赠想法的老人也越来越多。
最近两年，常有老头儿老太太通过红十字会或医学院找到我，咨询遗体捐赠的问题，这些老人并不忌讳谈论“死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来自来自农村的老人，她稍微有些驼背，满头白发，双手布满老茧。这个婆婆认不得字，在乡镇卫生院听说，“遗体捐赠可以为国家医学事业做贡献，获得一张捐献证书”，就背着包坐大巴进了城。
我这儿不好找，她在华西坝走了三圈才找到，累得一句话都说不清楚。我让她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她开口便说道：“我死了之后，能不能把遗体捐给国家做点贡献，给你讲一下就可以是吧？”
我递给她一张遗体捐赠表：“老人家，这张表你要拿回家，和家里商量之后，直系亲属和你签了字才算同意遗体捐赠。”
婆婆抓紧了手中的表，满意地点头：“好，有这个表，我死了我儿子就不得把我搞忘咯。”
很多老人，都想给家里人留个念想，我继续嘱咐道：“老人家，这个表填好了要拿给我们，证书要等遗体捐赠后才会发给你的家人。”
“喔，那到时候你们要记得把证书拿给我儿子，我儿子长这样……”说着，婆婆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给我看。她说，儿子在城里打工定居，等她去世了，过年才能到坟前悼念，有了一张证书在儿子身边，随时都能看看。
不过，在解剖楼的储藏室里，有两张无人认领的捐赠证明。去年，我遇上一对老夫妻，他们无儿无女，挽着手一起拿走了遗体捐赠登记表。两位老人走到了金婚之年，无儿无女，互相给对方签了名。不到三个月，他们相继去世。
图|解剖楼大厅
遗体捐赠者不愿意被社会遗忘，试图在世间留下存在过的痕迹。我打心底尊重他们，每次处理遗体前，我习惯鞠上一躬，细心为他们剃去头发，再开始解剖。
这些大体标本，在每年的新学期被送往教室，有时候搬运结束，我不会马上离开。在一旁看着学生们拿起解剖刀，划开人体标本。他们用镊子分离肌肉，用骨剪剪开肋骨，辨认心脏、肝脏、胃和重要的解剖结构，打开颅骨，取出大脑，讨论大脑和神经对机体的支配和控制。
这些场面，常常让我想到，走上手术台的医生们脑海中的解剖结构，与我的工作有关，这让我很有成就感。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我会签署自己的遗体捐赠表，为这份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根据当事人王耀口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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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黄全仙
编辑 | 成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