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有220万人志愿登记捐献人体器官。过去十二年，在王耀的工作间里，近千具遗体被解剖、制作成人体标本，供医学院教学或科研。在离死亡最近的职业中，他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人体标本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嘉德堂，在林立的教学楼中极不起眼。古旧的瓦砾和残破的围墙经修缮后，仍显得冷清。北边的铁门紧锁，门边房间里紫外灯整夜闪烁，知情的学生经过时，都会下意识捂住口鼻绕道而行，避免闻到刺鼻的福尔马林酸臭味。
这里是人体解剖楼，我工作的地方。
我是一名人体标本制作师，要将捐赠的遗体制作成人体标本，供医学院教学或科研使用。从接收、运送遗体，到制作、保存标本，都由我一人操作。解剖楼里的老师，偶尔来帮帮忙。
这个职业没有明确的就业体系，往往是院系内指派。可每天要和尸体待在一起，没人愿意干这个活儿。
2008年，我收到了在解剖楼做人体标本的工作邀请。40岁之前，我一直在华西血管科做楼层管理员。当时，儿子还在念书，老家的父母需要赡养。做楼管的收入低，我决定试试这份待遇更好的工作。做人体标本是技术活儿，人到中年，我也想掌握一门手艺。
虽不是学医出身，但我在华西这个圈子待久了，自学了医学知识，对人体血管构造和解剖结构有一定了解。在教研室正式学习了两个月后，我就上岗了。
第一次处理标本时，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为了不让外人看见，标本制作间的卷帘门通常是关着的，那天我特意将门开了半人高。
图|标本制作间的门常关着
穿上白大褂、橡胶靴子，戴好手套和口罩，我站在两个金属解剖台之间深呼吸，准备着手处理面前这具从医院运来的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面容损毁、生蛆，发肿发胀，血管也不完整，只能取骨做成人体骨标本。
取骨的过程冗长而繁杂。尸体摆在左边解剖台上，切开皮肤、肌肉组织，细细剔除附着在骨头上的肌肉，才能取出骨组织。头颅上的软组织尤为紧密，清理完毕，还要用骨锯切开头颅，取出颅骨内的大脑和延伸至脊柱的脊髓。右边解剖台上，软组织堆成小山，等着被送去殡仪馆火化。
往常只能在小说里看到的分尸场景，赫然摆在眼前，我强忍着心理与生理上的不适，汗水早已浸透了衣服。
接下来是煮骨头。将取出来的骨头放进一个大砂锅里，根据骨质的状态，小火煮三到五天。要是控制不好火候，很容易煮烂。我只敢煮一具尸体，等后来熟练了，一锅能煮7到8人的骨头。等煮好了，刮去残余的肌肉和结缔组织，再用丙酮浸泡，一具光亮的人体骨标本就完成了。
图|人体器官标本展示架
自那天起，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间屋子里度过。接收新鲜的遗体（在医学角度，一般未冷藏的遗体在6-8小时内要做成标本，冷藏最多保存一天），制作成完好的大体标本。灌注组织保存液时，不小心将福尔马林溅到身上，洗上五遍澡也除不净身上的味道，连吃饭、喝水都没了胃口。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习惯这味道，一面积累技术经验，一面克服内心的恐惧。
那年夏天，一天晚上，我接回一位老人的遗体，准备和助手一起搬到后院的吊唁间，等待家属进行告别仪式。吊唁间是一个二十平的房间，正中间摆着一台冰棺，右侧墙上的画幅上写着“向无私的遗体捐赠者致敬”。
图|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吊唁间
我俩准备将老人的裹尸袋放入冰棺，我抬着背部和腰部，助手抬着腿。突然，从裹尸袋里传出低沉而清晰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助手吓得一哆嗦，松开手跳到一边，我的手臂被压在遗体下方，脑子一片空白。
我赶紧抽出手臂，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打开裹尸袋，从老人寿衣胸前口袋里摸出一个老式收音机。收音机正循环播放着大悲咒。原来是刚刚搬尸体时不小心碰到了开关，那时候经验不足，被吓得丢魂落魄。
还有一次，我在操作间处理两具尸体。在操作台灌注好一具完整遗体后，转身处理另一具开胸术后需要取骨的遗体。刚转身拿起解剖刀，有人在后边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顿时头皮发麻，手里的刀掉在解剖台上，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我撒腿就跑，从留着缝的卷帘门钻出去，坐在门口台阶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等我心跳平复下来，弯腰从门缝偷看里面，才发现是那具遗体灌多了组织保存液，手臂自然伸出了工作台。说到底还是业务不熟，后来我常跟自己说，不做亏心事，尊重逝者，就不怕什么稀奇事儿。
逝者家属
过去12年，近千具遗体在我手中制作成标本，他们的背后是上千个家庭。接收遗体多在傍晚或凌晨，只要接到红十字会的电话，便要立马开上一辆全顺厢式货车，前往成都或周边县市的捐献者家中。
图|接送遗体的车
有一次，我和红会的同事赶往绵阳接收刚逝世的遗体。到了之后，我们敲了半天门，才得到回应，来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你好，逝者呢？”
“阳台上，你们去抬吧。”小姑娘淡淡地回了一句，转身坐回桌子跟前，继续玩手机游戏。她衣着简陋，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很没精神。我扫了一眼这间有些破旧的屋子，生活用品胡乱摆放着，书桌上放着一堆充电线，角落的课本上落了一层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