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侨大学合影
那一年，曾健勇去念了华侨大学。张天幕没考上，便到中央工艺（清华美院的前身）的进修班学习。
两人一直靠写信保持联系。那时候的信最快一个星期到，张天幕在北京寄信给在福建泉州的曾健勇，往往在他等信的时候会再写一封，这样对方三四天就能收到一封信，就这样写了一年。
1998年在深圳
从美术学院毕业后，两人决定一起回到深圳。
“我印象中年轻的自己一直处于迷茫的状态，毕业后要找工作，要养活自己，就和艺术越走越远了。”他们在深圳成立了工作室，做插画、绘本、动画，一头扎了进去。市场强大的吸引力拽着他们，在深圳一待就是10年，但两个人总想着，哪一天还会回去画画。
“艺术原本在人类历史中的功能性很强，宗教的、教育的、审美的，但逐渐被屏幕、电子产品等媒介代替后，还剩什么呢？”曾健勇觉得，现代生活依然非常需要艺术抛掉了这些外壳后的那点人性的东西，也是艺术家在孜孜以求的。
2007年，曾健勇在北京的朋友说798有个空的工作室，他决定做得很干脆，把深圳的工作室关了，开着车就来了北京，两个月后，张天幕也来了。
曾健勇作品《伙伴》
画儿子最不开心的时刻、
老婆最私密的瞬间
回到北京后，曾健勇关起门完成了第一个也是代表作系列《大队长》。
那时候他们俩的儿子上二年级，读的是一个重点班。老师特别严格，于是孩子像得了一种恐惧症一样，比如明天有考试，突然脖子就歪了，动不了了，或者发高烧了。
“因为在你需要的时候，另一方可能会误解，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拥抱，所以你必须学会自己滋养自己。”
在他们眼里，“无趣”是扼杀一段感情最致命的一点。很多夫妻时间一长，大家就不再玩了。他们俩从认识到现在已经30年，依然玩在一起，还玩得特别好：工作累了就一起去外面的玉米地跑步，或者开上“牧马人”，去远一点的山坡上越野。
“你要觉得对方是个新鲜的人，你也要做一个新鲜的人。喜欢上一个人的那一刹那，你要永远记得为什么喜欢他。就像种花种草一样，不断地浇水，不断地养护，恋爱的感觉，就会不断地存在。”
话音刚落，张天幕又一转念，开了个玩笑：“也可能是我们都太懒了，懒得换一个人再重新撕裂组合。”
原标题：《北京艺术圈最令人羡慕的夫妻：恋爱30年，作品里都是对方的影子》
曾健勇就画了一批学校里面最优秀但是不开心的孩子。他们瞪着眼睛，满脸血丝，袖子上有三道杠，胸前戴着黑领巾。
他故意将领巾涂得非常黑，熟悉的经验一下子被打破了。后来他陆陆续续把画面里的一些物品涂黑，黑色的袜子、黑色的镜框，显得很不合时宜，而往往越不合时宜的事物在艺术领域里就越合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
著名美国摄影师、导演劳伦斯·席勒看到了他的作品，促成了他在美国的首次个展，一炮而红。
外国人看他的展览，虽然不知道红领巾、大队长什么意思，但能捕捉得到这是一个小孩在一个有等级制度的群体里面的精神状况，能感受到脆弱、紧张。
《头号人物-崇拜》
《头号人物-信徒》
他的创作灵感完全来源于生活。小孩不开心了，就画小孩；出去旅游体验到好山好水，就画风景。
曾健勇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小时候他们家是当教堂用的，每个星期有三天会有人来家里做礼拜、读圣经、唱圣歌。
《头号人物-魔法师》
《头号人物》便是一系列具有宗教意味的创作。还是以少年儿童为主，但是把孩子套进了社会性的角色里面，比如头顶着一个符号，比如身上穿着代表性的服装。
2011年，他40岁，突然想起曾和张天幕开过的玩笑，“我活到40岁就够了。”没想到这天来得那么快，“感觉自己又成熟又没长大，很有感触。”
《我们终将老去》系列
于是他创作了《我们终将老去》。里面的人物形象，有他自己，有周围的朋友，也有张天幕。“我画的姑娘都像她，这就没办法。”画里的两个人，看上去在各干各的，却又有些暧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