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对工作队的信任,自此建立起来。
入户走访时,我们发现许多妇女留守在家,给老人和孩子做饭,没有稳定收入。根据村里实际,我们引进了以缝纫为主的网袋厂,使妇女们不出村就能入厂打工,每月收入不低于1600元。玛丽亚姆是村里的贫困户,儿子不幸车祸去世,自己又瘫痪在床,儿媳妇阿孜古丽只能在家里照顾她和3个未成年的孩子。除了每月600元低保,无其他进项。作为工作队重点帮扶对象,我们不但找医保部门帮她报销了1.6万元医药费,还申请了2万元的大病救助金。配送了一个轮椅。工作队员和村干部一起,帮助她家新建了安居房,新修了院墙,连菜园子的蔬菜苗,都帮忙栽好。阿孜古丽被安排进网袋厂上班,既可以照顾家庭,又有了稳定收入。
2020年8月,恰木古鲁克村通过了国家对贫困村的退出普查工作,全村高标准脱贫,人均收入超11200元,是3年前的5倍。
我越来越喜欢在村里散步了,清一色的红砖白墙,笔直的柏油路,每一条街巷都平整干净,院子门口鲜花绽放。村民们笑意盈盈,他们从劳动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把日子酿出了蜜意!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恰木古鲁克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长)
鲜花盛开的石马
王京川
乐山市井研县周坡镇石马村,曾是个有2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贫困村。
2015年7月,我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与这匹从未谋面的“石马”相遇。千日驻村记忆,从此无法抹去。翻开我的微信公众号“周坡石马驻村日记”,300多篇扶贫记录、71万字驻村日记、4000多幅乡村图景、数百条暖烘烘的读者留言,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倏忽,那些浸透着苦与累、笑与泪的点点滴滴,如潮水一般涌进脑海,我仿佛又回到了石马村。
如今的石马村,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是那条路。仅仅3年时间,村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全村完成道路硬化65.5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72组,10个村民小组水、电、光纤全覆盖,危房改造、易地搬迁100多户。
如今的石马村,番茄红,脐橙黄,李子青,葡萄紫,黄瓜绿,果林郁郁葱葱,莲藕风姿绰约,泥鳅油光水滑,核桃黑白分明,红薯甜糯可口,猕猴桃绿皮红心……几年间,我们抓住石马村入围“全省财政支农资金形成资产股权量化改革试点”的机遇,着力打造“山上种水果、山坡建大棚,山下养藕鱼”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集体经济“马”不停蹄,脱贫“最后一公里”顺利打通。
荷塘里,摇曳生姿的荷叶舒展开来,重重叠叠,深深浅浅。荷叶上滚动着水珠,叶柄下游动着小鱼。徜徉在曲径通幽的观荷栈道,30余亩观赏荷塘、上百亩莲藕基地展现在眼前。不远处的山坡上,是“缘之源”合作社的380亩柑橘园,这里不仅解决了70多名村民的就近务工难题,还将周坡镇传统的柑橘美名发扬光大。
微雨,贫困户李超院里的鸡冠花,应该又冒高了一截。10年前,李超因伤致残。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县残联为他免费安装了假肢,工作组和镇村干部为他争取了低保。李超每天踩着假肢下地干活,栽了300多棵柑橘树,一条腿撑起一个家。
贫困户廖光明家门口的格桑花,今年应该都开过几茬了吧?前年6月,得知我要离开的消息,这位八旬的老人在一张皱巴巴的面条包装纸背面,工工整整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随后,老人顶着烈日赶到村委会,请他们把感谢信转交给我。每每重温这封信,我的心底都会翻涌起股股暖流。
再回石马村,真是看不完的幸福风景,听不够的温暖话语,说不尽的真心话,闻不够的花草香。
(作者曾任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石马村驻村第一书记)
当地还保留着唱山歌的习俗,罗哥则是村子里唱山歌的能手,他的山歌曲调非常悠扬。不过现场聊天的声音大,我到底没能听清他唱的啥。小罗一番解释,我才明白了歌词的内容:“胡老师呀人不错,抛家舍业来我组,对人客气心善良,你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歌词!这表扬!我一时面红耳赤。
说实话,我来王家坝的时间不长,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想孩子时也哭过鼻子,受委屈时也闹过情绪,因为不熟悉农村生活,还闹过笑话。比起其他组的驻村干部来说,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能力还很不足,只是尽力做好每件小事而已。
于是我连忙摆手,别这样唱,我受之有愧。
人们哈哈笑起来,旁边的梁哥对大伙儿说,胡老师可以,是个热心人,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我家两个小孩不会的作业,我还经常问胡老师呢。
炉火烧得更旺了,人们聊到半夜才渐渐散去。我回到寝室后,还想着刚才的山歌。善良的乡亲们,这是在夸赞我呢,还是在鼓励我呢?我想,鼓励的意味恐怕要更浓一些吧。那些细细碎碎的小事,我自己都忘了,他们却都记在了心里。
大概凌晨3点,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梦里,我居然也唱起了山歌:祝村里的乡亲们健康快乐,幸福绵长……
(作者曾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海螺村驻村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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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20年10月04日 08 版)
山村一夜
胡明琳
已是夜里10点多,我正昏昏欲睡,忽然“嘀”的一声,手机的微信提示音惊醒了我:胡老师,下来玩,我爸和文孃都在!
是小罗发的。小罗是海螺村的环卫工人,专门开垃圾车的,话不多,为人却很热忱。他工作十分认真,从不让一箱垃圾在路边久放。
王家坝海拔不高但坡度很长,100多户人家分三地聚居,自然形成上寨、中寨和下寨。我不会开车,每次入户走访,从上寨走到下寨,再从下寨爬回上寨,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即使在绿荫中穿行,也时常走得大汗淋漓。
那天,我正拖着沉重的双腿从山脚返程,小罗的垃圾车“嘎”的一声停在身旁。当时我们还不认识,只因我和他的手臂上都戴着印有“脱贫攻坚决战队”的红袖套,他便下车招呼我。
从那以后,小罗知道我腰椎不好,不能久走久站,便时常开车带我入户,或者顺道接我回村。
小罗的父亲,我唤作“罗哥”,是王家坝的村民组长,与我和文孃组成三人工作小组,共同负责王家坝的脱贫攻坚工作。我们仨彼此包容,取长补短,组里工作开展得很顺畅。所以,即便睡意再浓,我都得下楼坐一会儿,不能辜负了他们的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