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若依在顺庆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受访者供图）
实习生 郭玉洁
黄若依不是黄若依。或者说，这个名字原本不属于她。
她出生时，父母给起的名字叫黄媛媛。只不过，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在法律上证明这个名字的存在。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在人生的前24年里，她一直是一名“黑户”。
由于父母没有结婚证，且超生，她出生时没有落户。后来，办理户口登记时，按规定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可是，母亲失联，父亲不配合做亲子鉴定，“黑户”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她。
即使是她亲近的朋友，也很难想象，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她无法正常办电话卡、无法坐火车、不能去正规医院看病、不能谈婚论嫁。
这个问题，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体后才得到解决。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办理户口登记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若依”。
办理户口以后，她需要迎接的，远不止那个新的名字。10月30日，黄若依来到南充市教育局，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没有户口的日子里，她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拿到身份证后的这1个月，黄若依报名了驾照的科目一考试，去医院看了眼科。她7岁前被寄养在姨婆家，总是挨打，落下了斜视的毛病，小时候总被人说是“斗鸡眼”。虽然她早就原谅了姨婆，但她在意这一点缺陷，为此她没有拍过一张全身照，只让别人拍她的背影。
没有户口的时候，她没法去正规医院看病，如今她希望能够把眼睛治好。她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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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户口登记之前，黄若依的名字、工作换来换去，恋爱谈过几次，但无疾而终。
她先后在奶茶店、咖啡馆、超市、理发店打过工，还曾在夜市摆摊，这些工作对身份证检查不严格。在咖啡馆打工时，她被人叫做“小凤”。她总是应声很慢，因为那来自她借用的身份证。黄若依的朋友张宣说，因为怕被人发现冒用身份证，她每个工作最多做两个月。
今年的疫情让她在城市里受到的限制又加上了一环——她的微信是托张宣进行的实名验证，健康码也要用他的。她借用的身份证在2019年到期，这意味着今年她彻底不能坐火车了。
从2016年开始，张宣两次陪着黄若依去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但都绕不开“把你的父母叫来”。这成了黄若依落户过程中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她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她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来办理户口。当地一个派出所所长曾告诉她，“不拿鉴定你到我这来也没有用，我也没有权力去执行。”
但是，黄若依的父亲和母亲分居后，始终把她看作“归母亲管”的孩子，不愿意惹上麻烦，要求黄若依先拿出2万才配合落户。这笔钱后来涨到了5万元、6.6万元。黄若依曾经把做亲子鉴定的人带到了父亲面前，父亲不愿意伸手配合采血。
黄若依开始寻求法律和媒体的帮助。她来到妇联时，工作人员说，本可以帮她找法律援助，但她没有身份信息，没法开推荐信。黄若依去找了律师，想咨询能否起诉父亲，强制要求他配合。律师说，由于她没有身份信息，不能立案。
最后，黄若依来到报刊亭，到报纸上去找记者的联系方式。
9月16日，《南充晚报》根据她的叙述刊发了报道，随后有警察给她打了电话，说他们看了报纸，很快会为她办理。9月22日，黄若依拿到了临时身份证。
拿到身份证后，黄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学的问题。
她没有上过学。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消息，但提笔写字对她来说很困难，“要照着写才行”，“九九乘法口诀”也不太会背。朋友刘妙说，以前自己去上学的时候，黄若依就无处可去了。“她认识的字都是自学的，自己看书学的。”黄若依的母亲教会了她拼音，而电视成了她重要的老师，“从少儿频道里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黄若依住的地方有一个两层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十几本书，有《逻辑思维训练1000题》《每天健康一点点》，还有一套小学语文的教材，书脊上写着，“义务教育教科书”。
“义务教育”这个概念，近几年她才明白。过去，她一直以为不能读书，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去学校上学”，因此，她几乎从未在母亲面前问起读书的事。
黄若依说，她童年时对未来的职业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经觉得“做警察真好”，还想过成为国家级运动员。但是，没有上学，这些都无从谈起。
9岁时，她有一天抱着一本书去南充市的一所乡村小学找邻居姐姐，就在窗边站着。一个老师看见了她，以为她是某个班级上的学生。黄若依告诉她，自己不上学，哪个班的都不是。老师说，你把你妈妈叫来，不收学费，只给书本费就好。经过一番劝说，妈妈同意她去那个学校旁听三年级的课程，但没有学籍。
很快她们又搬家了，学校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左右。
10月30日，她来到南充市教育局，了解是否能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么大年纪的学生没有学校收。他们建议她可以去试试职中，但是职中也没有义务接收她。
黄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当时的监护人给我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说国家没有一定的义务去弥补。”但黄若依觉得，“小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从12岁左右，就没有人一直带我，完全是自己长大的”。
离开教育局，黄若依又来到自己曾经旁听过的那所学校，想看“能否接收我这么一个特殊的学生”。副校长说，听说过她的故事，感觉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龄比较尴尬，很难单独规划出来一个教师来教。“这么大的人，来上学也会很奇怪”，学生和其他家长都会有看法。
小学无法接收，她又去职中咨询。11月2日，黄若依来到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老师说，没有学籍不能收，但是由于她情况特殊，可以去问问教育局能否出示一个什么证明，这样他们有可能会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