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数学家丘成桐的人生经历与励志故事

2021-04-07 21:03:17 作者: 对谈|数学家

【编者按】

被《纽约时报》盛誉为“数学皇帝”的丘成桐的人生历程:8岁,学业成绩平平;14岁,立志支撑家庭、投身学术;20岁,远渡重洋求学;22岁,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7岁,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震动世界;30岁,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33岁,成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首位获华人得主;38岁,接受哈佛大学的第三次的邀请成为哈佛教授。

3月30日下午,《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译林出版社、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联合主办。该书是丘成桐的唯一自传,讲述了他由中国乡村的清苦少年成长为举世瞩目的顶级数学家的励志故事,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东南大学副校长吴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围绕丘成桐的经历以及科学家的性情与思维方式进行了讨论。

澎湃新闻经译林出版社授权,摘发活动速记稿部分内容,小标题由整理者所拟。

活动现场

丘成桐:学问的真和美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

这本书大概在五年前我就开始考虑要写,因为我比较忙,所以找了一位美国朋友一同合作。这位朋友跟我合作很多次了,他也很懂得我的想法。为什么找他写?我在美国50多年了,从1969年去美国到现在。在美国的今天也值得回忆一下,也可以给我们中国的读者看看我一辈子在美国的经历跟情怀。

首先,假如我不到美国去学习,我就成不了一个好的数学家,所以我对美国的教育还是非常感谢的,这是第一点。

但是从去美国到今天,我始终关怀中国的同胞。我生长在一个很爱国家的家庭里,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在香港抚养我们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想给祖国做些事,所以我受到了他的影响。我父亲在香港那段时间主要是学哲学的,我受到他的影响很大,有些心情在英文里面没法表达,在中文里面比较容易表达。

除了我父亲很爱国以外,我父亲跟母亲一辈子真诚待人,无论穷人、富人,或者不同思想的朋友,或者艰苦的朋友。

我到今天还是很感谢这些很穷的朋友。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家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母亲周围的朋友都来帮忙,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可爱,同时很忠诚的,我们能够互相帮忙。

所以我在想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记得这些很用功、很勤劳的老百姓,我也愿意帮他们。我记得当时有个堂哥从内地到香港,我父亲还出钱送他去读书,我母亲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钱,但是我父亲还是要让他能够读书。

我做所有的事都是真诚地为学生、为朋友。我觉得生活最大的愉悦并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有很多朋友,包括陈东升董事长就替我帮忙做中学生竞赛的事情,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小孩子;之后做大学生竞赛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大学生。我看到他们成长,个人觉得是很高兴的事。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家受到殖民者的统治,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对国家还是很重视的。没有好的科学,没有好的学问,国家始终兴旺不起来,所以我花了很多功夫,培养我们的学生。但到了美国以后,我看到了不同的景象。看到美国的朋友为了学问,为了大自然的奥秘,为了第一流学问的争取,他们勇于去追寻学问的态度,让我很感动。我总是觉得我们国内没有他们这种精神,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将他们追求真理,追求美的赤子之心带到国内来。虽然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慢慢在改进。

这几年来我看出中学生与小学生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最近为了培养年轻人,由中央批准我们引进一批第一流的中学生考试,外国学生的成绩比国内的学生相差很远。我看到中国将来科技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前景。

但我只讲是前景,因为要成为一个科技大国,甚至科学大国,这只是第一步。所以这是百年计划,从现在开始,要十年功夫才能够同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比较,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十年能够将我们的基础学问提升上去,成为世界的强国。

丘成桐

我在香港长大,我对于国内所有的学问都有兴趣,谁好谁不好对我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学问。学问的真和学问的美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很坦诚,谁对学问能够有贡献,我就把他当作好朋友,愿意无限度地支持他。我是从学问的真跟美出发的,不是从权力或者金钱的方向来看的。

我希望国内科研院也好,大学也好,都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学问。这样的话,我们无论教育还是做研究,很快就能成为第一流。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要改变学术界的思想并不容易。但是这十多年来的努力,我想并没有浪费。在政府的领导下,做的比我想象的成功得多。

我也跟很多朋友讲,我们中国走的路,在小的地方有很多的错误,但在中央的领导下,大的方向没有走错,这是很重要的。在美国,差不多每一个小地方都很完美,但是大方向其实走错了,这是很重要的不同。我想我们自己应当努力向前,不要在小事情上抱怨。之前我到中国来,一个学者就抱怨没有经费,但是现在我看不出谁有经费的问题,只要能够做研究都有经费。这中间也就不过七八年的功夫,我觉得这方面进步已经很大。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是中国从一个科技上相对来讲比较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领导全世界科学的重要时刻。但是这个重要的时刻在基本科学上一定要完成使命,需要靠“老实”和诚实的思想来完成的,不能急功近利,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很多企业的朋友,他们都很帮忙,但是有钱赚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在基础科学上要成功,一定要沉得住气,一步一步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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