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柳宇霆（法律学者）
又是一起涌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房产继承纠纷。
据报道，3月26日，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份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向大众揭开了一个家庭不和、保姆成丈夫遗嘱继承人的故事。一审法院判决，违背公序良俗为法律所禁止，但该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遗产赠予行为无效，上述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两套房产归刘高达妻子，一套房产为刘高达财产，由保姆杨娴琦（化名）继承。二审法院却判决，遗赠不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宣告无效。
遗产所有人刘高达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在1981年就已经名存实亡。在分居若干年后的2001年，因刘高达生活需要，聘请了时年38岁的杨娴琦作为保姆，照顾其日常生活，此后两人产生感情并同居。但奇怪的是分居期间，刘高达一直未曾与妻子离婚，甚至在与保姆同居之后，直到2015年才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被法院驳回。根据法律规定，第一次被判决不准予离婚之后半年内，原告不得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半年后刘高达再次提起离婚，一审获得离婚判决，妻子上诉，在二审期间，刘高达去世，诉讼终结。
从法律上而言，直到去世，刘高达与妻子的婚姻关系一直存在。只要没有离婚，这段关系始终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两人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一直承担照顾义务的是杨娴琦。一般来说，在婚内与他人同居，破坏他人婚姻关系，的确有违公序良俗，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但是，以有违公序良俗否定事实婚姻关系，枉顾长达17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在财产继承上“一棍子打倒”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司法实践看，没有完美无缺的婚姻关系，事实婚姻关系也并不是完全否定的对象。具体从本案看，两人的婚姻关系，事实上多年前已经处于破裂状态，两人长期分居。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编》及有关司法解释，这种状态足以印证“感情确已破裂”。刘高达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第二次提起诉讼，甚至一审都已经判决离婚，如果不是刘高达突然死亡，二审结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对于司法裁判者，理应考虑到法律婚姻处于“僵死状态”，而对多年的事实婚姻有所理解。
如果刘高达在遗嘱中的陈述属实，即“结婚后，妻子长期扑在麻将台上忽略家庭，导致夫妻常常吵架，约在1981年间，妻子有婚外恋，因而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最终分居”，那么在两人婚姻出现异常状态，直至解体中，刘高达妻子一方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宜将全部的过错安放在刘高达本人及同居对象杨娴琦的身上。
从法理上讲，任何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充分体现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在民法典等法律中，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审视刘高达立下的两份遗嘱，尽管在法律效力上有所欠缺和弱化，却体现了其本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法院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确认上述遗嘱无效，显然有违刘高达的真心实意，无法慰藉其在天之灵。
从情理上讲，二审改判遗赠无效，也给人一种“人情冷漠”之感。刘高达与妻子婚姻出现问题后，与杨娴琦一起生活多年。在这种相濡以沫的生活中，杨娴琦给予了刘高达以家庭港湾的温暖。这种事实上的付出与支持，刘高达本打算以遗嘱的形式确定下来，如果不是第一次法院判决不予离婚，或许刘高达不用等待六个月再次起诉。法律应该保护婚姻关系，这个原则没有错，但是在这一具体的案件中，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与相濡以沫的真实生活之间，哪段感情更符合公序良俗呢？难道牺牲了一个尽了十几年“妻子”义务的人，就算是对婚姻的保护吗？
其实，对比一审和二审法院判决内容，前者确认三套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两套归刘高达妻子所有，一套归杨娴琦所有，既考虑到了公序良俗的原则要求，也考虑到了事实婚姻的现实因素，比起后者的全面否认，这种综合考量要合情合理得多。在公序良俗的原则之外，还考虑到公平原则，没有一味地否定杨娴琦的付出，而是对其同刘高达的感情有了更符合事实的评价。
当然，在此案当中，刘高达的两份遗嘱均存在一定的效力性问题，是否属于有效遗嘱尚存争议。但以“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而不是遗嘱有效性要件的法律规范来否定遗嘱的效力，在情理和法理上欠缺说服力。平心而论，对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在法律上的确属于空白地带，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来弥补法律的抽象不足。但是，这种自由发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理解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