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本中文版书的人都说，
读这本书的过程是非常愉悦的，
有时感觉就像是大师在说话，
有时又感觉好像是一北京老头在絮叨，
时而正襟危坐，时而嬉笑怒骂。
真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应该说在这里讲述的他，
是他愿意示人的一面。
然而就他在临终前，
他却用英文吐露了，
一个真实的惊天大秘密，
而这个秘密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
就此所有人才知道，原来，
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
为国家做情报搜集工作，
贯穿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因为他外语流利，
在西方社交圈内游刃有余，
1952年，政府找到了他，
秘密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
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
满怀爱国心的他，没有多想，
立刻激动地就答应了，
上演了一场真实版的“潜伏”。
他经常招待外国友人到家中做客，
与他们把酒言欢之后，
晚上就会和妻子写出，
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安全部门。
每天都认真为组织写报告，
60多年前，一桩富布莱特学者间谍案，
轰动大洋两岸，两名美国人入狱，
鲜为人知的是，
这两个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就是他所提供的。
在《Voices Carry》的“前言”中，
他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
讲自己做情报搜集的工作。
因为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
他“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
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
后来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
也曾说过：“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
“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
而我们今天很难想象，
以他这样学养深厚，
贯通中西的大艺术家，
为什么甘愿做间谍？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其中的原由一定有很多他的难言之隐，
今天也已很难再说的清楚了。
但他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
恐怕最主要还是与他的信仰有关。
他曾说过：外国人怎么能理解，
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的心理？
他们怎么能理解，
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是啊，那个时代所有历经过，
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分子，
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
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
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
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
这样的人除了他还有很多......
他们都有着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过：他做情报搜集工作，
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
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
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
他热爱这片土地，
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
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
后来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
父亲至死仍为信仰说假话。
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
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
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
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
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
多数还是为别人，
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也许这些他曾经受过的屈辱与折磨，
还有那些做“情报工作”的日日夜夜，
都是他不愿示人的。
后来的他在“戏”中，淡去了所有的灰暗，
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
晚年的他在病魔面前，
总是以乐观心态，多次化险为夷，
可2003年的这一次，
他怎么都挺不过去了。
其实在这次住院前，
他就强烈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住院期间，他打算，
把《哈姆雷特》重新翻译一遍。
他过去也翻译过这本书，
可他仍觉得不满意，
认为过去的译作不够舞台化，
力求达到最佳的效果。
翻译本就是一件苦差，
更何况对于一位重病缠身的老人，
他经常因病神志不清，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赶紧趁自己清醒时记下闪现的灵感。
终于，他在弥留之际完成了，
新《哈姆雷特》的翻译工作，
还自己做完了所有终校工作。
最后弥留之际在医院病得糊涂时，
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
康开丽在“后记”中曾经记述道：
“他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
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
‘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
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
2003年12月27日，
他再也没能醒来，
永远的告别了这个世界。
遵照他的遗嘱，
不办任何追悼活动，一切从简。
他曾说：
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
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
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
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是啊，他的人生，
已足够精彩绝伦，复杂传奇，
梁启超曾说：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