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清史学家王鸣盛所说：“不讨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战争是残酷的，无兵怎能战?胜败乃兵家常事，帅军者谁不想胜?何谓“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看来陈寿之言“过苦”矣!
三辨该不该死难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姜维率军出侯和(今临潭南)，“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今临潭西南)。”因宦官黄皓当道，不敢还成都。次年仍表后主，遣张翼、廖化“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宁强地)、阴平(今甘肃文县)桥头，以防未然。”但后主受黄皓愚弄，未听。后虽遣张、廖及董厥等援助，但为时已晚，钟会攻下汉城，维与翼等退保剑阁。此时，会修书于维：“公侯以文武之德，怀迈世之略，功济巴、汉，声畅华夏，远近莫不归名。每惟畴昔，尝同大化，吴札、郑乔，能喻斯好(吴季礼聘于郑与子产相识故事)。”恭维备至，意在劝降。而“维不答书，列营守险。”正在钟会因运粮不济意欲退兵之时，而邓艾却偷渡阴平，破诸葛瞻于绵竹。后主请降，艾据成都。
姜维身在前线，听说后主欲守成都，又说要去东吴，又说要南入建宁(今云南辖地)。在众说不一情况下，于是率军由广汉、妻阝道(今四川治县南)以控虚实，可是却被后主勒令“投戈放甲。”维与会在涪(今绵阳东)见面。会说“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说：“今日见此为速矣!”可见维之奉命投降，心情是非常沉痛的。
姜维投降后，钟会厚待之，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会对长史杜预说：“以伯约比中土名士，公休(诸葛延)、太初(夏侯玄)不能胜也。”虽如此，维仍存复汉之心。《汉晋春秋》说：“会心怀异图，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敌以图克服也。……诡说会曰：‘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范蠡)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巅，而从赤松游乎?’”钟会知维之语意，仍“情好欢甚。”《华阳国志》也说：“维教会诛北来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于后主曰：‘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两书均说明了姜维虽身在曹营而心仍存汉室。但由于钟会与邓艾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姜维在钟会之乱中全家被杀。复汉之望绝矣!
孙盛却认为“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乃反复于逆顺之间……亦衰弱之国，而屡败兵于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说姜维“败不死难，不可谓节。”此论却遭到裴松之驳斥。松之认为，姜维列营守险于剑阁时，钟会计议退兵，“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旁入，出于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又说，会如能授维重兵，杀会复蜀，不为难矣。
看来孙盛也承认姜维“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之事。大约在蜀亡后65年，孙盛自称曾随东晋安西将军庚翼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蜀人于今伤之。”孙盛既知姜维之用心良苦，又为何责其“败不死难”呢?死，应死得其所。正如东晋史学家干宝所说：“是以古之烈士，见危授命，投节如归，非不爱死也，固知命之不长而惧不得其所也。”钟会在进攻关口时，守将傅佥格斗而死，“魏人义之。”诸葛瞻父子双双战死，古今均受到人们的景仰。就连蜀败自杀的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谌，也受到人们的称赞。如像孙盛所期望死法，不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好感。
蜀之亡，原因有三。
一、后继无人
蒋琬、费礻韦“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事，邦家如一。”可惜这种局面为时不长，二人先后亡故。至姜维为相时，蜀汉人才匮乏，就是像姜维这样“蜀官皆属天下英俊，无出维右”的人也不多，可见姜维是当时蜀汉的佼佼者。相对而言，曹魏却是人才辈出。
二、奸佞当道
姜维在为邓艾年破还住沓中千钧一发之际，宦官黄皓与大将军阎宇“弄权于内，”欲废维树宇，维自恐惧。未能施展抱负。正如《陈情表》作者李密所说：“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
三、后主昏聩
刘禅即位后，仍以诸葛亮为丞相。对亮说：“政由你，祭则寡人。”直至蒋琬死后，才自摄政事。但宦官专朝，通无政令。陈寿评他：“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自亮殁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诸葛亮卒于公元234年，蜀汉亡于公元263年，30年间国势日衰，欲挽狂澜，绝非姜维力所能及。
综上所述，可证蜀汉之亡，其责不全在维，诸葛亮之荐维并无大错，维之征战在于执行北伐战略。正如元初史学家胡三省所言：“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之贬，非也。”
以上三辨，当否，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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