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首历史的时候，“变法”始终都是绕不过的一个梗。从“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它贯穿了每一个封建王朝，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变法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而变法的推动者，结局往往也令人唏嘘。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人物，也是以推行“新政”闻名于世的范仲淹
第一次认识范仲淹，可能就是初中的那篇《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把范仲淹的名字刻在了所有人的心里。只不过，当时的范仲淹已经被贬黜。
和所有变法一样，范仲淹在变法之初是得到统治者全面支持的。宋仁宗登基之后，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为了扭转这个局面，他不得不重用有改革大志的范仲淹。范仲淹为了试探仁宗皇帝的变革决心，就上了一道《答手诏条陈十事》，除了十条建议覆盖国家的方方面面外，范仲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这有点类似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可以打动他，但是，他却祭出了《隆中对》，以此来试探刘备的长远规划是否和他一致，要么一拍即合，要么分道扬镳。范仲淹可能也是这个意思
以当时的情况，宋仁宗肯定不会拒绝，范仲淹提出的十个建议，除了军队方面的建议之外，被悉数采纳。接下来，范仲淹就开始风风火火地全面推行他的变法，在历史上被称为“万历新政”。“万历新政”的举措很多，但他却先从“科举改革”下手，而科举改革也是万历新政的重点所在，可他想不到，一个科举改革就几乎将他置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到了宋仁宗时期，宋朝的科举取士名额达到了高峰，和前面的朝代相比，是唐朝的5倍，元朝的30倍；和后面的朝代相比，也是明朝和清朝的4倍左右。这样一来，造成的局面就是“满地官员”，而且，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还想尽一切办法攀附高官，最普遍的就是“门萌”现象，也就是经常看到的那种以“门生”相称的关系。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网。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种做官方式，叫做“纳粟”，这和后来大清朝的“捐官”一样，就是那些富豪子弟只要向朝廷捐赠一定数量的粮食，就能得到个一官半职。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官场的腐败程度可想而知。当时许多地区的知府竟然都是70以上的高龄，这样的官员还有精力去治理辖区吗？
带这么一帮手下，实在同情仁宗啊！
范仲淹的新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实施，其结局也就不难想象，因为他所挑战的是沉淀已久的封建官僚制度，早已形成利益曲线的贵族士绅们，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迫于皇帝的威慑，表面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对，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谋划推翻新政的途径。两朝元老夏竦就是固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夏竦利用范仲淹爱好书法的特点，找到一个可以模仿他的人，给他的好友石介写了一封有“政变”色彩的信件，继而将这封信转交给仁宗。表面上，宋仁宗是十分支持范仲淹实行新政的，但是，说到底，那也是被形势所逼，没办法的办法。两人之间有信任，但并不牢固，在夏竦的鼓吹下，仁宗也认为范仲淹已经利用“新政”之名建造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仁宗从侧面敲打范仲淹，让他发表对“君子不党”的看法，范仲淹很坦率地说：“正、邪永远都是两个不同的党派！结党的目的如果为了“营私”，应该严惩；结党的目的如果为了造福百姓，那又国家又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并没有让仁宗释怀，这可能就是帝王们的通病：怎么闹都行，就是不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因此，仁宗皇帝也对范仲淹产生了质疑。偏在此时，欧阳修向皇帝上表了一篇《朋党论》。本来是为了力挺范仲淹，却不想弄巧成拙，让仁宗更确定了范仲淹背后有一个利益集团。也许，欧阳修的上书，才是范仲淹改革的转折点
之后，仁宗皇帝一改作风，不但停止了新政的推行，还将范仲淹贬黜到陕西，那些曾经竭力推行新政的官员，也被扣上“范党”的帽子，全部遭到打压，像富弼、韩琦、甚至是宰相杜衍，都被贬到地方为官；杜衍的女婿、大文学家苏舜卿被贬为平民、永不录用；欧阳修也未能幸免，他被贬黜到滁州，这才有了那篇青史留名的《醉翁亭记》！
至此，沸沸扬扬的“万历新政”宣告终结！
封建历史上并不缺乏眼光长远的改革家，但为什么没有一次变革能维持下来呢？归根结底，还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影响。封建专制制度在强调皇帝“独尊”的同时，也将贵族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纳为重点保护对象，因此，但凡触动这个根基的变法都会被视为“另类”，失败，也就不算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