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一代才女林徽因依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不同于张爱玲的以文字立身，对林徽因来说，则是以身世个性传奇。她身世氛围，更多地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流逝的时光之水也冲洗不掉她的传世风华，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寻。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闻名。由于徐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她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第一流文化学者，而她就是一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赶图设计新房舍。她骡子骑得，鸡毛小店住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她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荒寺古庙、危梁陡拱中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
她还是三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一个是与徐志摩共同出演的青春感伤片，浪漫诗人对她痴狂，并开中国现代离婚之先河;一个是和梁思成这个名字并置在一起的婚恋正剧，建筑学家丈夫视她为不可或缺的事业伴侣和灵感的源泉;另外，还是一个悲情故事的女主角，她中途退场，逻辑学家金岳霖因她不婚，用大半生的时间“逐林而居”，将单恋与怀念持续终生。可想而知，她确实是一位倾倒众生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还真难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家中举行了婚礼。婚纱是徽因自己设计的。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由于“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他这才“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而且“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渐渐潜化了他的气质，而终于成就了他这位诗人。徐志摩这里所说的“整十年前”，当指1921年，正是在这一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诗创作，也从这一年起步。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了。而林徽因却只是个穿着白衣、容貌纤细的十六岁少女。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为诗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梦想，一个被诗人无数次理想诗化的女子，一个脱离了现实只存在梦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单恋上她，为她写作无数动人心弦的情诗，甘做她裙边的一株杂草。1922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同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提出与原配张幼仪离婚。张幼仪虽然感到太突然，但仍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随即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到德国留学去了。事实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因为林徽因当时也已经许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父亲的林长民竟然也犹犹豫豫地默许了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浑然忘记了自己已经把掌上明珠许配了梁家大公子。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是林徽因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曾对她的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很多诗送给林，最有名的是《偶然》。 然而，她对于诗人的热情，有着不可信任的直觉，徐志摩的浪漫与飘逸是她所欣赏的，但也是她无法把握的，以至于自己无法焕发出同样的激情去应和。最终，她没有像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庐隐那样，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所困，她成为一个出身名门游学欧美视野开阔见识广博的知识分子。正如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林徽因对于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点光”的爱最终遗弃，究竟是因为她的明智。选择一个一生的爱人，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林徽因遇到徐志摩的时候，她只有十六岁，可能会被徐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迷惑;他的出现是她生活里的一个奇遇，然而，却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安排的主流的人生道路。林徽因，这个徐志摩穷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终究没有许给徐志摩一个未来。她的家庭背景、教养，以及她天生的理智，都促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洒脱的诗人与稳重儒雅的建筑学家之间，她一定要选择脚踏实地的那个。
林徽因的朋友费慰梅女士曾说过：“徽音对徐志摩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曼殊斐儿、吴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音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世故。他不过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女学生而已。徐志摩的热烈追求并没有引起这个未经世事女孩子的对等反应。他的出现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个奇遇，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同时，她的理性也能使她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着距离的分寸，让自己永远理想的存活在诗人的梦里。 的确，徐志摩满脑子想的其实是他理想中的英国才女，那是他对理想爱情的一种投射——而林徽因毕竟不是曼殊斐儿或布朗宁夫人。那种镜花水月的爱情，固然是一种可贵的浪漫情怀，但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对他人的体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