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古往今来，除了不会写字的人之外，人人都会写错字，当然也包括笔误。而康熙帝在奏折上写错别字，似乎也不是什么新话题。那么，康熙帝的错别字有什么值得深思之处吗？
这一天，康熙帝打开一份奏折，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718年1月11日）巡抚李发甲所写，奏报湖南秋收丰裕、十二月初四至初八瑞雪盈尺等。对于此类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回了套封。
李发甲乃至今天的读者看到“知道子”三个字，第一反应，肯定是——呵，笔误。的确，康熙帝在奏折上所写的“知道了”，至少一千三百次以上，只有这一次写错了。这是笔误无疑。
“奏折（折）”亦是康熙帝朱批的常用字，但有两次写成了“奏习”。这也是笔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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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朱批上的“笔误”
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现有不少错别字。康熙帝是用繁体字书写，以下除个别情况，只用简化字，达意即可：
“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銮）”/“不暗（谙）节气”/“总兵关（官）朕即补去” /“浙江米价自溅（渐）平和”/“近京各处察矿沙（砂）原是有的”/“事关钱量（粮）”/“近夹（来）惟恐雨多了”/“若不关蜜（密）事无防（妨）”/“不可速（疏）忽”/“人心不服，让（嚷）到京中”，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这种错别字，主要有两种情况（划分不是绝对的）：
一是同声而错。如将节气的“处暑”写作“出暑”；“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满洲”写成“满州”；“以后”写成“已后”；“除根”写成“出根”；“犹恐失调”写成“犹恐矢调”；“皆无凭据”写成“皆无平据”；“难以凭信”写作“难以评信”；“治法甚好”，写成“知法甚好”；“尔灾非浅矣”写成“尔灾非潜矣”；“白莲教”写作“白廉教”；“沙漠”写成“少漠”，等等。
二是形近而错。如“口外”写成“四外”；“米价（价）”写成“米贾”；“部费都免了”写成“部费都兔了”；将“兔脱”写成“儿（儿）脱”；宛大二县（县）写成“宛大二悬（悬）；地名的”漳泉“写成”章泉“；”夏“与” 忧（忧）“不分；”左手“写成”在手“；”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惇“，等等。
勤奋习字 四处留名
北京故宫现在保存有顺治帝习字时的册页，就如同今天儿童的描红一样，时间约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到顺治十五年夏，也就是顺治十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这表明此时顺治帝练习汉字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康熙帝也是此等水平的话，出现上面的那些错别字，倒真是情有可原。那么康熙帝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推算起来，康熙帝十来岁即开始练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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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康熙帝赏赐题匾有那么多吗？是自吹自擂吧？ ——还真不是。据入值南书房的查慎行记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日），康熙帝在干清宫，一次就发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备颁赐。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山庄看了记载有颁赐时间的带编号册簿，康熙帝所写”大而匾额、堂幅，小而卷轴、斗方、册页，以及纸扇“ ，已不下三万号。查慎行感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康熙帝写字之早，之勤，之多，足堪称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的汉文奏折基本上都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换言之以上列举的那些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写的。我们不禁好奇：天天写字的康熙帝，为什么还会写这么多错别字？
”不起稿“的背后
康熙帝颇为自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朱批不起稿，就是拿起笔即兴在奏折上书写。而康熙帝颁赐的书法是可以起稿的，不满意就不必拿出来。
宋荦《迎銮日纪》一书，写的是他在江宁巡抚任上于康熙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接驾的经历。其中有许多康熙帝赐书法的事例，仔细分辨就可以发现，几乎都是拿来就直接赏赐的，也就是说事先已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