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儿俩串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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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911年6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年~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做异族政权的满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做“靼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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