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虽然是死海，还不时有波浪，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利害。严格的说，从南宋亡国的一天起，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殉国后，起兵复国，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丞相(天祥)终于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被杀于燕京，成仁取义。这两件事发扬了民族正气，感动了也号召了全民族和后代子孙，使他们明白，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有好日子过，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民族。文丞相死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来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广州的罗平国，二十年漳、邕、宾、梧、昭、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之乱，二十七年的江西之乱，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的赣州之乱，以至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之乱，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辽东锁火奴自称大金子孙之乱。前面跌倒了，后面的接着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一连串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推翻这个坏政府!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的红军大起义，正是这一连串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近因是蒙古皇室和政府的腐烂，像一所房子，长了白蚂蚁，把椽子栋梁都蛀蚀空了，一阵风便把整所的房子刮倒，当然，白蚂蚁也压死很多。
白蚂蚁一开头就把帝国给蛀蚀空了。大元帝国是由几个汗国组织成功的，以蒙古大汗的宫廷作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作了中国皇帝之后，破坏了大汗继承的规矩，以后的大汗都由实力派拥立，宫廷里的暗杀，战场上的火并，闹个无休无歇。成吉思汗位下的许多大王，分裂成几派，打了多少年仗。西北几个汗国各自独立，脱离了母国，大元帝国分裂了，蒙古大汗兼中国皇帝的统治权开始动摇了。
这一窝的白蚂蚁王是忽必烈大汗自己，他建立了这个窝，也蛀蚀了这个窝。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发动了长期的广泛的海洋侵略。军费的负担无限扩大，增加了国内财政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做买卖的刮钱好手作大臣，专门搜刮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闹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量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浪费。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来有很好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帝国，信誉极好。到了政府财政无办法，支用完钞票的准备金，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发行，发的愈多，币值愈跌，相对的物价愈高。到了十四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方，已经不济事了，一张钞还抵不上同样的废纸，不值一钱。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总崩溃了。
政治的情况也和经济一样，从元武宗以来，唱戏的，杀猪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欢心，就可做大官，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多到无法计算。贵族诸王随便杀人，随便荐人作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撤花钱”，逢节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的钱多说是“得手”，除的州美说是“好地分”，补的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台宪官都可以用钱买，像拍卖似的钱多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在做买卖。《草木子卷四?杂俎篇》。大官吃小官，小官呢?当然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同上《谈薮篇》。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给官府榨苦了，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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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红军爆发的导火线是蒙古政府对汉人、南人加重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从广西进京作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因功作了丞相。伯颜仗着功劳大，擅权贪污。养着西番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又问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之手。伯颜因此深恨南人。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朱光卿反，称大金国，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伯颜假借题目，四月间下诏书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五月间又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等都是汉人，汉人有在政府作官的，应该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方案，呈报上来。接着又提出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人，因为这五姓都是大族，人数最多，汉人南人杀了大半，自然不能造反了。五年四月又重申汉、南、高丽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规定一条法令，蒙古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贬死，他的兄弟马札儿台作丞相，又禁民间藏兵器。马札儿台辞位，子脱脱作丞相。红军起事，中书省官员把报告案卷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看做叛徒了。伯颜脱脱一家人接连作首相，家族的看法也就代表皇室和贵族的看法。这一连串作为，使汉人南人不由得不恐慌、不着急，反抗也许还有生路，不反抗只有等死，有人一号召，自然是全国响应了。点上导火线的是丞相脱脱。当时黄河在白茅口决口，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勘察，成遵回来报告：河工太大开不得，而且南阳安丰盗贼成群，集合了几十万夫役，万一被人煽动，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另用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广州等地戍军二万，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韩山童得了这个消息，生出主意，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里凿了一个石人，面门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路处。朝廷发的修河经费，被河官中饱了，修河夫吃不饱，正在怨恨。韩山童又分发几百个党徒去做工，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十人传百，百人传千，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计较，光是老百姓不够，还得念书作官的一起干，至少也要做到让士大夫同情这运动。刘福通说有办法，鞑子不得人心，我们上一两代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读书人没有不赞成的。河夫开河开到黄陵冈，果然在当路处挖出一眼的石人，几万夫子骇得目瞪口呆，一时人心骚动，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是动手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