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也很简单，最根本的原因就两条。一是动机。朱元璋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目的并非是为了政治清明，而是加强皇帝权威和巩固皇权统治。二是人治。朱元璋虽然搞了相当多的条令，甚至明律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顶峰之作，但问题在于其统治的本质和执行，却不幸回到了人治这条歪路上去。
朱元璋同志是个苦娃儿，打小，他那小肺腑里就充满了对地主老财的深仇大恨。
马上打下江山后，于公于私，反腐就成了他的心头大事。那个执着劲啊，让人怀疑他是蝎子座的。
打击面儿，那真是一“揽”无余
连绵不断的反腐运动牵连极广，有案可查的是，从洪武元年(1368年)其到之后的长长十九年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官员没一个能做满任期的，几乎全都还没等到述职考核，就被贬黜或诛杀了。朱元璋是这样说的：“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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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六年，因户部侍郎郭桓贪污，除处死郭桓外，六部全部十二位左右侍郎，以及大批地方官员也均被处死，死者达数万之多，被牵连破产的地主、百姓不计其数，史称“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为了平息事态，朱元璋后来又将主审此案的数十名官员处死了事，“郭桓案”堪称是场“空前绝后”的反贪大运动。
除了这些大案外，小案更是连绵不绝数不胜数，如朱元璋爱女安庆公主的驸马欧阳伦，因走私茶盐铁等物资，在朱元璋的寿宴上，被用天子剑处以极刑。
洪武十九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位进士监生。一年后，这些官吏被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一个都没能幸免，全军皆墨。
难道这364位官吏在此后的一年里全都犯罪了?显然不可能。那么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朱家皇帝太难伺候，生杀均出于他一人之手之故。
打击力度，那是相当滴狠
朱元璋反贪，有两个特点，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从重从快”。
其起罪之低、处罚之重、涉及之广、时间之长，都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贪污银子，达到六十两被杀头是一定的，不过在杀掉之后，犯官的皮还要被剥下来，装上草做成草人，放官府门前的“皮场庙”示众。
“皮场庙”其实原本是土地庙，这个名字，全因其展览被剥皮填草的官员而来。
至于一般的剁指、断手、砍脚、阉割，以及凌迟、斩首、腰斩，更是无所不有。
至于起罪的下限，在朱元璋自己钦定的案件里，就有因收受一双袜子、四本书、一条网巾这些不起眼小物件而被定罪的案例。
鉴于不断有犯罪官员出现，朱元璋又发话了：以后不以六十两为限，核心精神总之就两个字：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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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学法律，几乎人人一本《明大诰》
为了标本兼治，老朱还兴起了复古运动，欲从道德上对官员、百姓进行教化。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永乐时期，甚至还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达到了所谓“家孔孟、户程朱”的程度。
与之配套的工程，则是推广朱元璋亲自主持编写的《明大诰》(大诰前后共有四编，一般合称《大诰》或者《明大诰》)。《明大诰》实际是部特别法案，其236条中，有一大半是惩治贪腐的条款，而且远比《明律》为重。
在朱元璋的大力主导下，当时的官吏和百姓，都要学习《明大诰》，政府还在各地组织专人讲课，一时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
洪武年间，《明大诰》约印行了数千万册，几乎到了人手一册、家家有此书的地步。
朱元璋希望“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他又亲临午门讲课，还把此书列为了国子监的教授科目。
鼓励全民告密
明初的特务政治就不必细说了，实在太有名，想不知道都难。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除官方的特务活动和组织外，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号召百姓告密及直接捉拿贪官污吏。
朱元璋下令，除准许百姓赴京告发外，还允许他们直接把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各地关卡也当“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但赏了陈寿六等人，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反腐效果，让老朱愁死了
这么豁出命来反腐，显然并没有达到朱元璋期待的效果，他生前如此，死后更是如此。
明朝建国不过短短数十年，吏治就开始大规模滑坡，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贪腐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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