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龙华至宁波有条铁路，为了堵住附近地区的老百姓，不让他们靠近孤军营，日军决定在离铁路外10米处挖一条深沟，长2000米，宽深各三四米。每天天不亮，日军就强迫我们起床，前去挖坑。深坑挖到两三米就有水，泥泞不堪，稍一怠慢就要遭到日军士兵的鞭抽毒打，午饭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等粗劣的饭食。
孤军营的行踪一直为世人关注。一天，有个日本士兵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封埋着的信，内容是告诉孤军营的官兵，新四军在打听我们的下落，准备营救。原来，孤军营里有个清洁工就是新四军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打进来的。日军获悉此信后，大为震惊，急忙给孤军营官兵们分发饼干、面包等食品，要我们收拾行李马上转移。随后，我们被送往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不久，其中12名士兵越狱逃跑，但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1942年秋，日军将孤军营一分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那天，连我在内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本的一艘大型军舰。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
军舰在太平洋上共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颠岛的荒岛上。这个岛位于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四周都是上十米高的树，荒无人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海军占领，日军在岛上建了许多补给仓库。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
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我的3位蒲圻老乡向寿山、雷炳林、刘炳秋，连累带病，于1943年前后死在岛上。我与难友含着眼泪，秘密地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日本投降后又把尸体移入国际公墓安葬。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我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就点头同意。日本上士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在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新不颠岛海岸。岛上的中国战俘获知后欢呼雀跃，我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
1946年12月底，我等31人被国际红十字会送回国。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组织人到港口迎接。在上海住了一些时日，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才感觉国民政府当时对八百壮士鼓噪一时的宣扬不过是为粉饰国民党坚决抗日的门面而已，从此心灰意冷。
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我们好些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坚决要求解甲归田，经过斗争终于得以成行。上海市政府也就顺水推舟给了我们一些路费，我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家乡鄂南烟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