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王旭烽准备在大学和中国茶叶博物馆中选一个地方工作，去找毛昭晰。“当然是去博物馆啊。”毛老师说。王旭烽明白，他希望学生也做文博工作。
二
1968年初夏，王群力跟着爸爸王士伦（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拉着大板车，从环城西路搬到了马市街。18号墙门居住的都是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地处事生活。可是，即使在那样的处境里，也有仍然按照自己的世界观生活的知识分子。毛昭晰算是一个。
后来在《马市街——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篇文章里，王群力这样描述隔壁邻居毛昭晰。
毛昭晰住在小营巷，走一个拐角，就到了王士伦家里，两个爸爸喜欢在一起聊天。王士伦在家里说起，毛昭晰人类学科班出身，爸爸又是浙大数学系教授，家学渊源，传承有序，另外，他又对刻苦的人特别在意。有一天，王士伦回家讲，毛昭晰当文物局局长了。
小王有点惊，在他的眼里，毛昭晰就是毛老师。
环城西路20号，现在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奥斯卡电影院那一带，离沙孟海故居不远，只有老杭州才知道，70年前，这里曾有一幢西式小楼，藏龙卧虎，文脉聚集。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在小楼里诞生，这是浙江文物事业的开端，第一个掌门人，就是文管会主任邵裴子。
1983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撤销，改为浙江省文物局，5月，毛昭晰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
这是浙江省文物局第一任局长。如果从浙江文物事业的发展过程来看，他是第三个掌门人。
在他上任前几个月，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这标志着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式走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而此前，没有文物保护法，只有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文物保护法》出台之时，毛昭晰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他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学博物馆出身，浙江的文物事业当时还远远谈不上“发展”——人手少，资金缺，文物工作还没有从“文革”结束后的颠簸中走出来。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状。
他碰到一些麻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进步，从阶级斗争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中心。文物，虽然有《文物保护法》的保障，但文物工作的最大难处，就是如何处理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今，这个矛盾依然存在，但在那个年代，这对矛盾的激烈，可以用极端来形容。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各处都在开工。
毛昭晰说，我是来当救火队队长的。
他在办公室的时间少，始终在路上、车上。只要下面有文物消息传上来，或者在报纸上看到哪里的文物出事了，会立刻动身，或者给国家文物局写信，参加国家文物局的调查组，只要是文物的事，不管哪里，都要去。“他不是派个处长下去，必须自己去。”鲍贤伦说。
有一天，王士伦找到毛昭晰：胡庆余堂要拆了！1984年，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厂为扩大再生产，决定拆除胡庆余堂古建筑。毛昭晰几次找杭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有关领导，力陈保护这座“江南药府”的重要意义。“当时我劝药厂负责人不要把木头店房改成水泥厂房，他还觉得我有‘精神病’。”毛昭晰后来对新华社记者冯源这样说。1988年，胡庆余堂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管理、布局、规划，毛昭晰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看到什么有价值，就会立刻去落实，他想树立一个样式，做好一个胡庆余堂，就不是一个胡庆余堂的事了，各地文物部门都知道怎么去做。鲍贤伦说，他对文物工作的整体理解，国际的视野、文化的视野，放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1992年左右，故宫博物院希望他去当院长，毛昭晰坚决不去。他对女儿说，我就喜欢杭州。我又不是领导，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就是个穷教书的，我怎么去管人家，我在杭州有做不完的事情。
1984年11月，浙江嘉兴南湖饭店门口，“三古”会议合影，右六毛昭晰，右七苏秉琦 图片由苏恺之捐 良渚博物院藏 夏勇提供
真的做不完。走在杭州的街巷，喏，这里，毛昭晰保下来的，那里，毛昭晰被人指着鼻子骂，他还要挨家挨户做工作。
“你不能再激动了，不能过度用眼了，不然，你的眼睛要瞎的！”杭城眼科名医姚克警告毛昭晰。
2010年8月，毛昭晰给浙江省旅游局讲文化遗产保护，写讲话稿写到凌晨3点，加上讲话过分激动，眼底黄斑出血，第二天住进了医院。
住院时，杭州市启动城区运河整治工程，运河沿岸的码头、仓库、小河直街、拱宸桥西老街区被列入拆除规划。
他又躺不牢了。
不听医生警告，到处乱跑。跑到小河直街给老百姓做工作。一场运河文化研讨会正在召开，他又不请自来，指着横幅：“我首先要问，什么是运河文化？运河文化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载体体现？运河文化的载体是桥梁、码头、仓储、历史街区等文化遗存，把这些文化遗存都拆掉，还谈什么运河文化？运河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运河的文化遗存一处都不能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