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弄权玩奸，对唐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培养起以安禄山等人为首的地方割据势力。
唐初为稳定边疆重镇，常把一些卫戌边塞的重任，委任给当地一些少数民族将领。但中央同时又派驻各重镇多由文官出任的“节度使”，以钳制那些武夫将兵出征的权力。唐玄宗开元中期，郭元振、张嘉贞、王暖、张说、萧满、杜遥、李适之等文臣，都曾经领任过节度使，并入朝参知政事。这些满口“子曰诗云”的儒臣，对于“无学术，发言陋鄙，闻者窃笑”（由此可知李林甫什么学历，何等文凭）的李林甫来说，不仅如背芒刺般感到自卑、羞愤、妒恨，而且多少也会对其揽权形成一定的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杜绝儒臣文士因领任节度使而积功入朝为相，李林甫向唐玄宗提出如下的建议：任用儒臣文士为将，不如任用地位低下的寒族、蓄人。
因为那些之乎者也的儒臣文士们，不敢直面战场上的刀光剑影飞石流矢。而蓄人骑勇善战，寒族则难以结党相援。李林甫的这一套理论，乍听起来头头是道，其实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唐玄宗已经被李林甫摆弄得无暇仔细推敲了。于是，在李林甫的荐举下，唐玄宗任命了安思顺代领朔方节度使。此头一开，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胡人将领，便逐渐援取并长期把持了地方藩镇的军政大权。“安史之乱”，虽然是中央政治黑暗和腐败的必然结果，而且在李林甫死后才发生，但李林甫向唐玄宗提出的这一治边“良策”，无疑具有哺蛇养虎之功效。
李林甫弄权，除了满足他膨胀到无以自制的权力欲望以外，再就是追逐穷奢极侈的糜烂个人享受。这二者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奸臣那里，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弄权得到的官位越高，越能充分满足支配、奴役他人的精神欲望；另一方面，权力往往又能以绝对低廉的成本，甚至免费地换取支撑物质享乐的大量财物。这正是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弄权的政客们的精神动力所在。
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支配、奴役他人的精神欲望，弄权的政客往往一律具备妒贤忌能的狠琐个人品格和蛇蝎般毒辣的心肠。这一点在李林甫身上，展露得淋漓尽致。他不仅妒忌、排挤、陷害德行比他高尚，才能比他卓著的张九龄那样的儒臣文士，而且，凡是对他专权构成威胁的人，一律都是妒忌和打击的对象。#历史#
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自然不用说。新太子李亨一党的刑部尚书韦坚、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当然也放不过。甚至与他具有同样奸侯禀赋，在他的提携和指使下，共同打击太子一党的监察御史杨国忠、御史中丞杨慎羚等人，一旦有权倾朝野的苗头，他阁下也是必妒无疑的。至于胆敢公然反对他的，譬如咸宁太府赵奉章，罗列了他二十多条罪状，准备上告皇上。但没等状子递交上去，他已经让御史台将之逮捕法办，“以为妖言，重杖决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