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徐家汇源》
1949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徐家汇诞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大电影基地之一。1950年，上影厂拍摄完成了建厂后第一部故事片《农家乐》和第一部译制片《团的儿子》。1953年2月，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并入上影厂，影人队伍扩大至2000余人。当年，导演桑弧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1957年，导演谢晋完成了第一部体育题材影片《女篮五号》；1959年，我国第一部音乐传记片《聂耳》由郑君里导演；还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电影工业是随着工业革命诞生的产物，是科学技术和综合艺术合二为一的‘第七艺术’。”意大利电影理论家乔托·卡努杜曾在1911年发表《第七艺术宣言》，提出电影是综合了建筑、音乐、绘画、雕塑、文学和舞蹈等六大艺术的“第七艺术”。而今，当胡雪桦漫步在与上影厂同样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回想这座创建于1896年、曾为“南洋公学”的中国的第一所工科大学，再次让他感受到电影与科技在徐家汇的交融。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上海电影博物馆内景
藏书楼
意大利汉学家晃德莅出生于1826年，曾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的老师。师生二人间的交往，也被看做明代徐光启与利玛窦之间中西交流的另一种延续。
来到上海后，晃德莅曾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负责人等职。其中，创办于1847年的徐家汇藏书楼位于今天的漕溪北路80号，被誉为“上海最早的近代图书馆”，也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重要场所之一。
为什么说一栋藏书楼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汇的“重镇之地”？
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徐锦华看来，15世纪开始的欧洲对外贸易，使得文化交流日益重要。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已经可以直接来到东南亚乃至直接到达中国沿海。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欧洲知识阶层开始对中国建立观察和了解，系统地了解中国文化、交流西方文明。“利玛窦拿着地图、各种数学仪器、天文仪器，汤若望、南怀仁背后是天文观察仪器，他们到了中国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打扮，也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资源打开对外交往的局面。”
徐家汇藏书楼
徐汇公学旧址
而今，历经几轮修缮的徐家汇藏书楼有着南北交错的两幢建筑。其中，建于1897年的北楼大书房存放着15世纪以来出版的5万余册各类西文文献，下层中文书库建筑结构则与明代宁波天一阁相类似，按照经、史、子、集、丛分列五部，原藏中文古籍12万余册。
藏书楼收藏的早期中外对照辞典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1723年的《汉字西译》以及1813年的《汉法拉字典》。前者收录九千余字，采用拉丁语编写，达到了极高水准；后者由法国汉学家小德金奉拿破仑之命编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印本的《汉法拉字典》，也是一部里程碑级的著作。
徐家汇藏书楼内景
《几何原本》
在藏书楼收藏的中国经典西译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662年在江西建昌刊刻出版的半部拉丁文《论语》，也是《中华箴言录》的后半部。由殷铎泽与郭纳爵合译的《中华箴言录》开启了中国经典西译的先河。
此外，藏书楼的早期收藏还汇集了17、18世纪中西交流的丰富资料，包括西方向中国介绍的机械、测绘、历算、水利、数学、军事制炮与统炮技术等实用科学成果，以及中国向欧洲介绍的文化、习俗、儒学、伦理道德、艺术等成就，均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结晶。
来徐家汇，不再是“买了东西就走”
徐光启纪念馆
导演胡雪桦形容城市性格与电影本质天然融合时，用了“崇洋而不媚外，尊传统而不盲从”来形容上海，并认为上海以此形成了自己“上善若水、海纳百川”的文化个性。
《徐家汇源》一书中对徐家汇的“海派精神”又做了概括：务实，科学，人文。在此书编写者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平看来，2.4平方公里的徐家汇源景区占据了上海市中心重要一隅，一方面秉承了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历史建筑群，另一方面也融合了各种层次的商业体和徐家汇公园、光启公园等生态绿地。“公众对徐家汇的多样性都有所认知，但在这些绿地、老房子甚至风格各异的商场中，海派文化究竟有何体现，即便是本地老百姓也知之甚少。”
“海派文化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中西文化的包容，是引领当下时尚文化的体现。”李平说。
编写一本书，让每一位市民、游客系统地了解徐家汇因何得名、由何而来，是《徐家汇源》诞生的初衷。与此同时，李平还提到，现下不少学者认为，海派文化的出现是基于早期的江南文化，进而由红色文化引领，最终形成了上海的城市人文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