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复仇思想占据全部大脑的刘备已不能冷静分析当时的形势，也不能再正确估计蜀国的力量，他的这一决策，开始了正确政治路线的逆转。
下下选之二：没有发挥水路合击的优势。在此次战役中，刘备担心吴国在水路设伏，命令军队舍船就步，包括水军在内全从陆路进攻，放弃长江上游的地利优势，没能形成对吴军具有威胁的水陆俱进的攻击阵型，这是刘备在攻击战术中做出的错误选择。
从陆逊给孙权的战报上可以看出，吴国非常害怕蜀军水陆合击，这样吴军驻防范围势必扩大，机动不够、兵力不足的劣势会更加明显。
下下选之三：连营向前。刘备排兵布阵犯有严重错误，七百里前后连绵四十余营寨，成一字长蛇阵，看着是首尾相连，但战线过长大大分散兵力，使得兵力优势不再明显。
蜀军各营用树栅建设，且在山林茂盛之地，给吴军火攻大开方便之门。刘备攻打吴国初期连胜十余阵，自我感觉良好，不将陆逊等吴国年轻将领放在眼里，开始轻敌冒进，结果为吴军所乘。
下下选之四：未切实考虑留条后路。刘备兵精粮足，未料到会出现大败的可能，认为一字长蛇阵足以保证可攻可守，忽视了具体退路和后援的安排。被吴军抓住战机，派出一支部队直插蜀军后路，前方火攻一起，蜀军大乱，连营尽失，吴军前后夹击大败蜀军。蜀军一败就不可遏止，没有后方的支援，刘备最终兵败白帝城，这是明显的战术选择错误。
这一系列的下下之选，使得握着上上签的刘备最终饮恨夷陵，败退白帝城。对于一个久经战阵的老将，居然能做出一系列如此让人匪夷所思的低级决策，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战争指挥者的指挥才能、思想性格和心理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夷陵之战中,刘备在整个战役中的心理情绪全部集中在"复仇"二字上面，这种心理情绪促成他固有性格的逆转。
首先是拒纳众谏。刘备一改往日善纳众谏、团结将领的常态，一意孤行去打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以致走向毁灭性的悲剧。
其次是急躁冒进。由于复仇主义思想支配一切，刘备性格十分急躁，急于出兵、急于布阵、急于决战，来不及审时度势，不仔细研究双方兵力对比以及天时地利诸条件，终被以逸待劳的吴兵所败。
再次，骄兵必败。刘备自恃兵多将广，满以为可以一举荡平东吴，然后伐魏。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对方的力量，只会带来战争的失利。
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强烈的复仇情绪，是建立在义气主宰一切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张飞一亡 ,这种狭隘的复仇思想更为坚定。蜀国中并非没有智谋之士，反之，却是人才济济。然而当忠义压倒一切时，刘备已不考虑利益的得失，他从思想深处拒绝一切的良策和规劝，导致夷陵之战的大败。
反观孙权在整个战争中的表现，充分体现出孙权的治国用兵谋略之能。先称臣于曹魏，缓解边防压力。其后进行充分的战备，集中优势兵力和将领于夷陵之战。孙权审时度势，知人善任，重要时期大胆起用年轻将领陆逊，并授予全权，这与刘备的一连串失误形成鲜明对比，此消彼涨，刘备败得不冤。
夷陵之战后，蜀吴实力相对都有所削弱，曹魏的优势更加明显。孙吴夺得荆州后，上游门户得到稳固，不再担心来自蜀汉的威胁。而蜀国战后刘备病死白帝城，托孤诸葛亮，无力亦无心东侵。
三方势力消涨，蜀吴之间形成实力相对均衡的态势，魏国和蜀吴之间也实力相对均衡，再度形成蜀吴两个弱国联合对抗曹魏的格局。
夷陵之战是"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著名战争史例，未能坚持联吴抗曹的基本路线是刘备失败的根本原因，战术指挥的失当是失败的直接原因。
而这些都缘于刘备忠义思想占满整个头脑，复仇主义情绪充满全身，导致他心态失衡、性格扭转，做出一系列大失水准的下下选择，最终在握有上上签占尽优势的情形下一败涂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孙子之言诚不我欺，确是至理名言。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
2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
文/羽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