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19年（1893年）杨儒（字子通）奉派为出使美、日、秘国钦差大臣。
这里的“日”不是指日本，而是对日斯巴尼亚（Espana）的简称，即西班牙。
美国在北美洲、秘鲁在南美洲；西班牙在欧洲，涉及这几个国家的外交事务都由杨钦差裁定，这可真够他忙活的。
杨儒的任期一共三年，第一年驻美，第二年驻西班牙，第三年驻秘鲁。
杨钦虽然是在外国办公，但依然讲究衙门礼仪。他的办公室外有差官2人侍立，馆员如见，都需提前通禀。
每逢初一、十五，馆员齐集馆中，集体向钦差请安，这称之为“上衙门”。大家到齐，以“手本”呈报钦差，钦差说一声“道乏”，大家才能散去。
杨钦差如此保守，大家自然不能造次。所有馆员，一律穿着大清官服或便服，留着长辫子，周旋于华盛顿的各个外交场合。只有到了晚上，才改穿西装，将辫子藏在衣领之内，以方便外出。
那时在美国公园里游玩，骑自行车往来，最为普遍。但是中国外交官们都穿着长袍马褂，骑男士单车颇为不便，只能骑女用单车。
这在首都倒没什么，因为各国来使都聚集在华盛顿，居民们对文化各异的外国朋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但在其他城市，居民则不免少见多怪了。中国馆员身着华丽、鲜艳的中式绸缎服装，走在街上，极为醒目。市民在赞赏之余，都称呼这些外交官为“公主”，让人哭笑不得。
但这不是最让人尴尬的事情。
杨钦差到任不久，朝廷外派考察欧美的大员到来。这可是代表天子的使臣，必须在火车站摆香案迎候。而且跪拜大礼要在第一时间完成。也就是说，不能回使馆，必须在火车站完成。
使馆人员先期赶到火车站，和站长深度沟通，反复交流，强调借贵站一方宝地，摆香案迎接使臣的重要性。最后站长只能勉强答应。
杨儒率全体馆员穿中国袍套礼服，恭迎大员于车站。由于给皇太后和皇上恭请的圣安，需要大员代转，所以大员站在香案旁边。
而杨儒率全体馆员跪在香案之前。杨一人跪于前排，馆员列为一行，跪于后排。由杨儒口唱：“奴才（杨系满人，故自称“奴才”而不称“臣”）杨儒率全体馆员恭请皇太后及皇上圣安。”
此时站在香案之旁，面对香案的大员一声，应道：“安!”
礼成，跪者起立，撤掉香案，双方微笑寒暄而去。
火车站是人员流动性最大的地方，熙熙攘攘的人群，都被这怪异且充满滑稽感的场景所吸引，纷纷驻足围观，并啧啧称奇。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这套仪式礼节才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