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种表现看，景帝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可随着朱见济的死去，景帝有点颓丧了。偏偏景帝没有其他子嗣，这样朝廷上下便开始酝酿重立朱见深为太子。率先发难的是监察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伦。钟同的奏疏如下: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天命”二字刺痛了景帝的内心，等于揭了景帝的伤疤，更可恼的是章伦的奏疏中，直接指责景帝食言，景帝勃然大怒，将二人下狱。但紧接着南京大理寺少卿刘球和廖庄紧接着上书，廖庄可能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奏疏写的比较委婉：
“臣曩在朝，见上皇（明英宗）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恩礼隆洽，群臣皆感叹，谓上皇兄弟友爱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讲明家法，或商略治道，岁时令节，俾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则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习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欤？”
虽然廖庄的奏疏让他认为景帝无法直接针对自己，但景帝却还是找了个机会，对他廷杖八十，愤怒的景帝甚至想起了下狱的钟同、章伦，对他们用刑，钟同被击毙狱中。给事中吴江、徐正揣摩上意，奏请将朱见深逐出京师，加强对明英宗的监禁，却被景帝发配铁岭。景帝心理上竭嘶底里的时候，身体也一落千丈，来日无多。
景帝此时的心理，恐怕最需要安静，按他的行为，他也明白，见济既死，不立见深还能立谁？但见济的死对他的打击尚未平复，这个弯需要自己来转，文臣的进谏可以说不合时宜。
即便是景帝倚重的大臣于谦，也主张重立见深。吏、礼、兵三部尚书王直、胡濙、于谦，内阁诸大臣都主张重立见深，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三元”进士商辂草拟奏疏，准备向景帝进言。
但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野心家却抢先一步，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位。在石亨等人看来，景帝朝的重臣陈循、王文、王直个个是名臣精英，况且还有于谦这样的文武全才、高风亮节之人。一旦他们拥立见深为太子，那么从龙有功，被重用的绝对轮不到被压制的他们。
影视作品中的夺门之变
这次“夺门之变”并未对明朝长期的格局形成太大的影响，变动的是决策层，于谦等人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徐有贞、杨善等人，那位被冷落的孙太后迫不及待到了台前。
明英宗复位以后，废景帝仍为郕王。这种变局对朱见深来说，却不算是太好。景帝在位，没有子嗣，朱见深是第一继承人，况且也是“众望所归”，连于谦等人都支持他为太子。
但明英宗复位以后，客观上却推迟了朱见深的即位时间，天有不测风云，君有难测之威，谁担保皇太子问题没有变故，因为支持见深复位的于谦等人已经被清洗，徐有贞、石亨等人难保不会再推选符合他们期望的继承人。
且明英宗早年被俘虏，回来又被监禁，与朱见深并无多少接触，父子之情很难说有多么浓厚，这就不难解释英宗在天顺元年三月初六，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册封的诏书还出了问题，将朱见深误写成“见濡”，还将二子见清写为了“见潾”，如果是忙中出错，解释太牵强，这恐怕是英宗早有改立其他皇子的想法，在经历了思想斗争后，灵机一动给出的解释。
连见清的名字都写错方便更好的掩人耳目。明英宗对朱见深不太满意还表现在与大学士李贤的讨论：“然则必传位于太子乎？”李贤回答：“宗社幸甚。”即使在明英宗病重期间，还有“间东宫于帝者”，至于是谁在进行易储，或许是英宗自己的考虑。
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二年才出阁读书，大学士李贤、彭时、吕原等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储君，未来的大明皇帝。明英宗召来这位并无太多感情的儿子，李贤赶忙扶着他拜倒在英宗脚下。
毕竟是亲生骨肉，在刹那间，父子相拥，失声痛哭。这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流露，经过此次会面，朱见深的太子位算是稳固了下来，但对于他来说，未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初登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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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位八年以后，他三十八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英宗一生惊心动魄，在复位后还遭到了“曹石之变”，但早年的大风大浪使得他还是比较从容的应付了这场闹剧。
明英宗坐像
明英宗的执政，早年宠幸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变；晚年又有曹吉祥，还或主动，或被动得杀害了一代名臣于谦。他的许多为政，尚不如景泰帝。
但明英宗好在为登基的朱见深留下了一批贤臣辅政：如内阁中的李贤、陈文、彭时；吏部尚书王翱、户部尚书年富等人，均是一时之选。
朱见深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成化帝登基时仅仅只有十六岁不到，他的登基多半也是被动的，虽然他一直是矛盾的中心。在他登基之前，宣德朝，已经形成了内阁票拟与内监披红已经成为定制。
无论古今中外，皇帝要认同政治习惯的话，即便庸庸碌碌，也可以成为守成之主，相反诸如商纣王、隋炀帝等才智突出、能力强悍的雄主，只要折腾，破坏了政治习惯，就容易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王导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有几分道理的。
成化帝甫一登基，便由李贤主笔，颁布故君遗诏，新君赦令，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惯例，同时也是兴利除弊，重新理顺各种关系、缓和矛盾的契机。
这部诏书大部分都是国计民生的老生常谈，这符合李贤“太平宰相”的希望，也是成化帝“太平皇帝”的性格体现，由此为成化一朝的政治方针奠定了基本格局和指导方针。不难看出，成化帝忠厚的性格，是不希望破坏政治传统的“习惯法”的，同时这部诏书也是日后官僚集团对他进行行为约束的依据，这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朝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