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继位之初，西部李继迁不时扰边，四川戍卒又发生兵变。辽朝便乘真宗新立，内外矛盾加剧之时，在咸平二年(999年)、四年(1001年)、六年(1003年)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进攻。辽骑兵继续发挥其长于野战的特长，不以攻城掠地为目的，而以消灭北宋有生力量，掠夺人口、财物为宗旨，很快就深入河北腹地，甚至越过黄河进扰山东之地。
面对辽军的进攻，宋真宗依然对外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对辽作战的态度是“不须力战，但控扼备御，不失机便可也”。对将帅更是严加防范控驭，制阵图授将帅的做法比之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若说宋太宗还略有战场经验其制阵图还尚有一定知识背景的话，那么真宗则是长居深宫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然而在战事屡败的情况下依然频授将帅阵图。咸平二年，“内出阵图示超等，令识其部分”，咸平三年(1000年)，“内出阵图三十二以示辅臣”，咸平四年六月“出阵图示宰相”，咸平六年六月，“御便殿，出阵图示辅臣”。
对此大臣朱台符指出“间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制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然而咸平年间的屡次失败，大臣的中肯之言并未促使真宗放弃授阵图的做法。景德元年八月(1004年)，“上御崇政殿出阵图示辅臣”，景德元年冬十一月，“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
皇帝用阵图节制将帅，使他们难以发挥主动权，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下不是积极应战，反而畏敌如虎拼命自保，形成“士卒不惯行阵，将帅不知战守，加以士卒骄而将帅鄙”，形成了武将们“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的局面。如咸平三年赢州之战，大将傅潜拥兵八万，却置朝廷令其出师击敌的诏书于不顾，“闭门自守”，将士们“急欲击敌”，他不但不给予鼓励反而“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其庸懦直接导致康保裔军的全部覆没。
大将范廷昭临阵脱逃，之后又虚报大破契丹于莫州，夺还被劫老幼及鞍马无算，以掩盖其逃遁之罪。贝冀行营副都部署王荣在敌退时竟不敢追击，受命数日而不发兵，其“不欲见敌，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还，昼夜急驰，马不袜而道毙者十有四五”。咸平六年(1003年)望都之战，王继忠赴望都迎战被擒，王超坐视不救。所以其结果如仁宗朝王德用所论“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
真宗朝澶渊之盟后，继续奉行消极防御的政策，从而对仁宗朝的军事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欧阳修指出“自真宗景德二年盟北虏于擅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元昊扰叛，盖三十年矣。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武备久废所造成的结果是士兵娇惰之气严重，军队战斗力低下，“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宋朝由此彻底走上军事崩溃的不归路。
参考资料
【1】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