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凶如恶虎的阵势把孙监生吓得魂不附体，只好百般哀求王司房“收局”，而后者一直等到孙监生将古鼎拱手献出、并附送数百两银子才肯罢手。
大家很容易看出，特务衙役们诈骗手段之娴熟已经炉火纯青，所以故事中满篇都是“放火”、“收火”、“设局”、“收局”等等生动的描述语汇，小说作者更总结说：“鬼域纷纷满世路”；“谁识奸谋深似海！”
而从诸如此类的案例和本文“图片说明”的介绍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的是，这种“鬼域纷纷满世路”并非流氓地痞和流氓文化自身具有覆盖社会的能量，而是由于权力流氓化的强大驱动，为社会流氓化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疯狂势能。也就是说：统治权力失去制约以后的日益狰狞贪婪，乃是当时社会普遍流氓化、社会伦理极度丑陋扭曲、法律日益沦为“专制恶法”的真正源头。
16?17世纪中西法律史的比较说明了什么
不论世界什么地方，如果失去了国民天赋权利和社会正义等的有效制约，权力都必然要坠入诡诈和野蛮的深渊。仅以“诱民犯罪”而言，它也不是明朝特务的专利，否则西方法律学中就不会有“Entrapment”（意为“陷阱”、“下套儿”、“钓鱼”，常指司法者故意诱使国民犯法）等等与“设局”、“收局”同样生动的语汇。但即使如此，宪政法治制度仍在整体上阻断了社会沦入“鬼域纷纷满世路”的危险。而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在制度建构的起点上，就规定必须设置对统治权力的刚性制约，即早在17世纪洛克阐明的：
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不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政府论》下篇第137段）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支点，所以司法过程中防止诱民犯罪的一切具体保障（比如陪审团制度，案件审理过程必须对国民公开而禁止黑箱操作，证据只有经合法程序获得才能在法庭生效，被告及其律师与证人的对质权、对证据和相关指控的质证抗辩权都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等等）才有了立足的基础。以西方法治史上的这种源流对比16?17世纪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就不难发现许多我们应该认真体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