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当时的节度使还不仅仅是边军统帅而已。在唐廷授权下，诸节度使不仅掌握着数以万计的精兵猛将，而且一般还兼任驻地的都督、刺史，乃至所在道的采访处置使，以及驻地屯田与水陆转运使等职，从而逐步集军区的军、政、财权于一身，威权日重。此外，安禄山深知军马与战争的意义，于是“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将“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装备自己的河北军队了。对唐玄宗来说，一个很大的错误正是把全国最大的牧马场——陇右牧场，拱送给安禄山，这对提高其麾下的河北军队的战斗力和加速行军速度起了关键的作用。
另一方面，安禄山所控制的河北地区，堪称地广人众。据天宝元年户口统计，河北道户数近150万，仅次于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占全国总数1/6；口数超过1000万，高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数1/5。当时的河北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据天宝八载（749）报告，天下屯田共收191万石，河北即独占1/5。再加上安禄山是唐玄宗的宠臣，他还得到了帝国中央的巨额军费资助，待遇大大优于其他的节度使。其中，米粟可得80万石，占总数22%；军衣可得90万件，占总数17%；馈军食可得120万，竟占总数63%。大量物资通过永济渠运至贝州（在今河北邢台），时人曾经说：“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
可以说，在唐玄宗的纵容甚至扶植下，安禄山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什么有什么，早已变得尾大不掉。到了天宝十三载（754），“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连身在宫廷的大宦官高力士也为此忧心忡忡，可是唐玄宗却只能以“朕徐思之”搪塞过去。
其实，局势演变到这种情况，唐廷还能有什么办法？正是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自己，在物质上、制度上都为安禄山的叛乱创造了条件。“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安禄山“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五千匹，牛羊称是”。既然安禄山想造反，也能造反，那么有什么理由不造反？连从没有打过仗的杜甫也看出来了，这就是他在《后出塞》诗中所写的“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是的，一场“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大变乱正在不远处等待着看似全盛的大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