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旧党代表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统统赶出京城，这并不是王安石的道德问题，而是出于民族大义的考量。他首先效忠的是这个国家，其次才是这个政权。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新党处处针对旧党是为了保证变法能够落实，但是旧党往往是出于报复心理，在重回高位后，又将新党统统赶出京城。两派斗争乐此不疲，将北宋内部搅得乌烟瘴气。
党争在此后的政权中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新旧两党，有很显著的差别，新党注重办事效率；而旧党看重道德、爱说空话、假话；新党比较听皇帝的话，而旧党爱批评皇帝，颇有"倚老卖老"之势。
王安石与五先生雕像
这其实是由新旧两党的背景造成的差异，新党只是依靠王安石，才逐步走入政治舞台，是政治新秀；而旧党却已存在千年，势力根深蒂固，不可撼动，已有大片土地在握，属于既得利益者。
那么新旧两党的分歧为何这么大呢？当然是因为新党的变法政策触动了旧党的利益，所以才会极力反对。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新党作为新秀，势力不大，易于控制，因此有了上文提到的一幕：在宋徽宗年间，他重用新党，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功劳，但俨然已无用。
苏轼一生失意
因此，王安石变法，无论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还是思想建设角度来思考，都无益于北宋王朝的发展。前者无法撼动根本，终是无用；后者开启了激烈党争的先河，使文官作为行政主力日渐腐朽，最终烂到了骨头里。
但是，王安石这个人是"幸福"的。
《庄子》中曾说，列子达到物我两合一的状态才是终极幸福之所在。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因为他不管得罪了多少人，如苏轼因他葬送了一生的仕途，被贬多次郁郁而终；司马光与他从好友知己到头号反对者。到后来，王安石甚至背负上了"亡国"、"乱天下"的骂名，但不论改革阻力有多大，批评者的声音有多尖锐，王安石依然能不忘初心，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
王安石画像
王安石是心怀巨大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绝非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改革的基点，这在本质上就与后来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
从实现人生理想这一点来说，他比绝大多数"一生襟报未曾开"的仁人志士幸运。王安石有机会，他的改革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成功的，这大概就是"生命力"。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的变法又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他性格上的执拗以及无法真正撼动社会本质的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变法"之路，道阻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