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以亩计税为口税，则是因为按土地收税执行时间太长，多有隐匿。突然改为依人口收税，王公士族都不得免税，豪强来不及隐藏人口，就能凭借这一改变获得较多的赋税资源。经过谢安的口税法改革，东晋王朝上下齐心，国力充足，取得了淝水之战和北伐中原的胜利，民生上也有“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良好局面。
四、宋武帝刘裕北伐靠得也是“土断”
东晋王朝最后一次土断是时任太尉的刘裕进行的义熙土断。
刘裕因桓温庚戌土断过时已久，逐渐失去作用，国内人民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给国家兵役来源及租赋收入造成混乱，因而请求再次实行土断。刘裕以严厉的手腕，进行了相对彻底的土断，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姓中的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义熙土断的成功，提高了刘裕的声望，令其收获民心，更是极大强化了国力，为刘裕北伐中原成功，代晋立宋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东晋一朝，虽然皇权往往不振，由门阀、权臣掌控，最后也被权臣刘裕篡夺。然而执政的权臣往往能厉行土断，打击豪强，使得国家强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而北方胡族政权为了稳固其统治，减少民族压迫带来的反抗，往往纵容豪强大族和地方乡贤兼并土地、隐匿人口，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举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王朝为例子，号称“古之遗爱”的慕容恪，也无非是保护了豪强地主的利益，“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因此桓温仅带五万人北伐，就吓得前燕王朝差点迁都（在抵抗桓温时前燕王朝只动员出7万军队，全然不似华北霸主的国力），苻坚、王猛的大军一至，人口千万，号称拥兵40万的前燕政权土崩瓦解。
显然，东晋王朝的武力，在于厉行土断，不纵容隐附。而后来南宋的疲弱，则在于“不抑兼并，田制不立”。
军事问题往往根源还是经济问题，这值得我们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