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一国之都，固万里山河，成千秋大业。”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后面临的头等大事约莫都是“定都”二字。
定都意味着日后举国上下的政治中心所在，必须兼顾整座天下，容不得丝毫马虎。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多方敲定琢磨，最后方才确定定都北京，对此钱穆老先生道出了中国绝不可定都南方背后的坚持。
一、文化的孕育
我国的文明的发源是以黄河长江为中心，以沿河、沿江一带为范围逐步孕育的，整体呈现着多元化区域性不平衡发展，通过后来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整体上的中华民族。
在地理上我国有着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特征，而人口与经济的中心则偏向于南方，北方与之相较之下略显荒芜。
但关于定都一事，钱穆老先生早在抗战期间便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主张抗战胜利之后，切不可在南方定都。其中便有部分关于文化孕育的原因。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北而南、沿河流而下的，因此，为了躲避战争人口也呈现这个趋势向南方转移，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体文化的南迁。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人口的南迁也就注定了想要再次驱动人口北上是艰难的，那是否就意味着将北方的文明发源地就此荒废？显然不行！
历朝历代，我们的先人关乎于定都一事，多是选择在北方，因为危险长存于北方，这种逆流而上的精神，令人叹服。
因此，定都北方首先是对于北方文明的一种挽救，另一方面则是北方定都背后所代表的意志。
若是在南方定都，不妨看一眼北宋，沉迷于富庶之地偏安一隅。而且历史上有一个事实，罕有南方政权逆流而上占据北方继而一统中原者。
因此，定都北方有着文化意义上的传承，以及历史思维的导向。
二、经济上
对于上述的情况，人口大幅偏向南方，在这样的背景下定都北方，实则有着另一层意义，即通过首都对于国家经济的带动作用，使得北方的荒芜之中绽放出新生。
通过首都的作用，带动人口逆流而上，实现南北调控，带动北方发展。
首先，在当时的情况南北双方经济、文化、人口差异上是巨大的。
北方当时相较于南方处于大幅落后阶段，商业上远远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依旧以农业等原始生产为主。
在人口上，历朝历代的“顺流而下”，使得南方地区的人口远远超出北方。例如三国时期，曹魏占据天下十之八九，但人口与位于南方的蜀汉、东吴相差无几。
因此，定都北方有着以下几层意义。
其一、国都经济上的带动作用
作为一国都城，政治中心，其发展自然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不可能是贫瘠的，因此定都北京意味着北京的经济将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
而北京身在北方，自然能够辐射周边区域，使得整个北方的经济在北京的带动下踏上快速发展的列车。
其二、南北兼顾
前文有所提及，在当时北方的经济依旧以农业为主，而在我国以北便是俄国。虽在当时两国之间关系融洽乃是“兄弟”国家，在建国初期对我国有着一定的扶持，但是亦不得不提防，因此北京的位置便恰到好处。
在俄国的帮助下，以及我国自身的带动之下，北方的工业落地，俨然带动了整个北方区域的发展，与南方的轻工业形成对比。
不仅是南北方，东西发展亦要兼顾，因此北京的位置恰恰处于我国各省中央，能够有效的实现南北调控等宏观作用。
而恰恰是这种思维，方才使我国的北方经济、文化等方面不再没落，复兴成为了可能。
毕竟一个国家要兼顾所有的地区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不可以抛弃任何一部分。
其三、盛极而衰
若是我国定都南方城市，例如南京的话，必然要导致南方的经济再次腾飞，而反观北方的经济得不到振兴只会逐渐的趋于没落。
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人口上的大幅度南迁，那么北方将面临着，人口持续骤减继而人烟稀少。
整个北方的文明将面临就此而断绝的风险，甚至于诺大的北方土地将就此荒芜人烟无人生存。届时如果再做调控将是极度困难的，毕竟中国的人口自古都是南下容易北上难。
与此同时，南方经济的一增再增是不合理的，国家必须要做到南北兼顾，若是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不仅仅是经济上，人才上亦如是。当时的南方几乎占据了整个祖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才，而在北方诺大的土地上只有寥寥无几，对未来的发展局势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因而，中国古代不少朝代都对此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例如明朝之时，朱元璋时期发生的南北榜争。
历经了“蓝玉案”的明朝急需新鲜血液注入朝廷内部，而随之而来的科举无疑是选拔人才的最佳之处。因此朱元璋对于这次科举极其重视，然而放榜之时，共录取五十一人竟无一人是北方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