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现在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家养畜用、肉用动物，人们见到的非常多。但是这种动物，却有着非常奇特的来历。
一、跌掉眼镜：三国人学驴叫竟然是古代时髦？
现在人都觉得用驴形容人，都是侮辱人。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驴还是一种相当有地位的牲畜。
《三国志》记载，有一次孙权宴请众大臣，有人牵来一只驴，当众写了一张字条，贴在驴脸上，上书：诸葛子瑜。因为诸葛瑾（字子瑜）的脸长，故而这样嘲笑他。
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地觉得，用驴来形容大臣，真是太马戏谑了。其实，这事自然是开玩笑，但绝对不是侮辱人，而是一个相当有品位的玩笑。
因为驴在当时是比较稀奇的动物，人们见到一只驴，就像中国人见到袋鼠、外国人见到熊猫一样。
这事就奇了大怪了。驴这种看起来有些搞笑的动物，居然还有这么高的待遇。
无独有偶，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件事，那就是魏晋士族学驴叫的梗。
《世说新语》记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仲宣（名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三国曹魏的大文学家。文帝就是魏文帝曹丕。
丧礼上人们学驴叫，现在看来简直就是搞怪大会，恶趣味未免有点出圈。
但是这件事，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二、古人吃不上驴肉火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有个镜头，里面有个人说汉朝毛驴数量多。不得不说，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在一般的观众印象中，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原是农业区，驴自然很多。
那么真实情况呢？、
事实上，汉代文献里毛驴的记载不多。西汉时文书中有驴的记载还是在敦煌。这时间已经西汉后期了。到了魏晋时才普及开来，当时驴和马都是重要的牲畜。不少人也是乘驴车。
西汉时期的皇陵汉昭帝平陵，陪葬坑里发现过毛驴，根据当时的记载以及考古发掘证实，毛驴是被成异兽陪葬的。物以稀为贵，毛驴正因为少，才得以跻身陪葬动物的行列。
甚至到了唐代，因为尚未传播开来，有些僻远地方也没有驴。柳宗元的《黔之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僻处西南的贵州，并没有引入毛驴，很多人因为这个地域黑，其实驴根本无法代表贵州人，所谓的夜郎自大式的外强中干，也和贵州人没有关系。因为驴本身就不是人家土产之物嘛。唐朝时西南地区没有驴，当地人没见过也不会饲养也不知道咋用，所以被当成无用之物。
现在西南的家驴，质粗糙结实，性温驯，易管理，耐粗饲，抗病力强，在高原干燥、贫瘠的环境中有特殊的使役价值，那是后来上千年的物种传播以及人类饲养的功劳。
现在的驴，因为肉质较好，逐渐成了肉用以及药用之畜。驴肉火烧是河北有名的美食，人称：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不仅驴肉好吃，驴皮还能熬阿胶。在中国人的细心培养下，还形成了五大优良驴种，分别是：关中驴、德州驴、广灵驴、泌阳驴、新疆驴。
其中驴肉火烧的主要来源是华北驴，而德州驴则是驴皮阿胶的主要来源。
然而这些美味驴肉，在隋唐以前，人们是吃不上的。
以后再看古装剧，大家也可以留一下心，看看哪些瞎逼电视剧还让古人穿越了吃驴肉火烧。
三、中国家驴和匈奴驴原来不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说了半天，还没弄明白，中国家驴，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中国的六畜分别是猪牛羊马狗鸡，并没有驴。古代一些吃驴肉的记载也出现的很晚，有比较明确记载的都唐朝了。像先秦时代的文献都没提过驴，司马迁的皆谓为匈奴奇畜，本中国所不用,故字皆不见经传，更别提驴肉了。甚至早期的一些阿胶的原料也不是驴皮，而是牛皮，马皮甚至猪皮都有。
明代李时珍曾经提到过：“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像驴肉火烧明代才出现，这是为何呢？
驴为何出现这么晚，有人会奇怪，中国地区不少有蒙古野驴和西藏野驴吗？难道他们不是今天家养驴的祖先？
那么，会不会是匈奴野驴传入中原的呢？现在据历史资料，蒙古野驴分布区，和当年的匈奴统治范围基本重合，这个说法有没有可能呢？
完全没有可能。
蒙古野驴虽然离得近，但和中国的家驴并不是一个物种，既不是中国家驴的祖先，而且还和毛驴有生殖隔离!
有这样一个报道，一个老人捡到一个受伤的蒙古小野驴，后来就自己养了起来。老人又买了几头母驴来给小野驴作伴，野驴长大后和其他家养驴产生后代，但令人奇怪的是，蒙古野驴和中国家驴产生的后代，居然没有生育能力，和骡子差不多。
这从生物学上证明，中国家驴另有来源。
根据相关机构的研究，通过对我国13个家驴品种367条序列的mtDNA D-loop进行研究。然后把研究数据与3个努比亚野驴、3个索马里野驴和6个亚洲野驴的遗传序列构建NJ系统发育树。
科学家们发现，中国家驴和非洲的努比亚野驴和索马里野驴遗传关系更近，和亚洲野驴的遗传关系很远。从形态上和习惯上也可以发现非洲野驴和家驴更接近，而亚洲野驴和家养驴区别很大。
所以说了这么多，是不是觉得很意外？没想到土里土气的驴子也是进口动物，当然这一切归功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因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葡萄、辣椒、黄瓜等植物传入了中国，连驴子这样的动物也传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