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正月初一，当崇祯接到李自成称帝的消息后，留给他的选择其实只有两个——调兵勤王或者南迁。
原本明王朝还有三支战斗力较强能够打仗的预备军队可用：
一、蓟辽总督王永吉与辽东总兵吴三桂所管辖的关辽军，尽管比起当年袁崇焕、孙承宗时期的关辽军，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但就算如此，依然守护着明王朝在关外最后的一座城池——宁远城，而在宁远身后就是最后的一道屏障——山海关。
二、湖北的左良玉，只不过他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早就被李自成打怕了，所以不管崇祯怎么催促就是不出兵。
三、陕西的孙传庭，这也是最靠近李自成的一支军队。可惜此前在河南郏县就已经被李自成歼灭。
这样一来，如果左良玉不能“勤王”，那除了抽调关辽军以外，崇祯已别无他法了。但是，要抽调关外的军队就意味着要放弃宁远城，所以崇祯手下的官员——内阁首辅、兵部尚书等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都怕背上“弃地入关”的历史骂名，前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下场便是前车之鉴。
其实，除了以上三支战斗力比较强的军队外，明朝还拥有一些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武装，比如说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葛汝芝等多处总兵依然掌握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但他们的战斗力尚待实战考验。
正月初三这天，崇祯秘密召见了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毕竟历史上曾经有多次汉家王朝南迁的例子，因为国土面积大，又有足够的纵深腹地可以应对一些临时的灾祸。更为关键的是，早在明朝建立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定都在南京，即便当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也仍然在旧都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体系，只差皇帝把龙椅搬过去就可以。
也就是说只要皇帝愿意，南京就会立即成为明王朝新的国都。其实不仅南京已经做好了准备，此时的形势对南迁也是很有利的——李自成的军队主力集中在北京以西，东面走海路基本没有起义军，崇祯完全可以非常从容地南行。此外，江淮地区也还保留着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保南迁之时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随行人员的安全。
此时，崇祯皇帝所要做的，只是不要犹豫尽快决断而已！
可惜崇祯怕万一消息泄露会招来大臣的轮番攻击，因为南迁这样的大事还得经过朝廷公议这道程序，这便是明朝所谓的内阁制度。而且崇祯也深知，南迁等于放弃了宗庙陵寝之地，一旦提出一定会遭到内阁大臣们的反驳和拒绝，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南迁不成功，自己还要颜面扫地。
就在崇祯还在犹豫要不要南迁的时候，传来了起义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所以在2月12日，崇祯召见了吴襄（吴三桂之父）商量调兵事宜，得知抽调王永吉与吴三桂的兵马入京勤王需要的军饷高达一百万银两，但此时的国库存银居然只有区区七万两，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军饷。
崇祯只得下令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捐款准备凑足百万军饷，但换来的却是一场闹剧——结果仅仅只是筹到了20万银两。明朝开朝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到了崇祯一朝的时候，皇帝早就已经失去了对群臣的控制。既然短时间无法筹得军饷调兵那就只有南迁了。
1644年2月23日，李自成攻克重镇太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崇祯到了这天才终于决定在朝会上正式提出南迁之事。
所以从2月23日就“迁都”事宜被提上了朝堂开始，内阁就进行了不断的争论，但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3月初四，内阁首辅陈演才在朝堂之上做出了“迎战”的决定，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了崇祯的意料。
面对如此“困局”，之前的李明睿终于站了出来。他向皇帝和群臣直言南迁，同时引经据典坦言唐迁成都，宋迁杭州，以延续国家的先例，虽然此等言辞遭到了陈演等人的反对，但的确给崇祯创造了裁决的大好机会，崇祯借此大肆责备对于保守派固守北京的说法。
历史如此，群臣只需要顺水推舟支持皇帝南迁就是，可偏偏又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案：都察院御史李邦华突然提出崇祯可以不用南迁，留在北京，只需太子南行旧都南京，即可保全大明。
对于此时的崇祯来说，自己留守北京，太子南行是最其不愿意接受的方案。因为这样一来，太子和一帮大臣可以安全而体面地撤离到南京，而崇祯本人却必须坚守北京这座孤城。一旦崇祯殉国，那么太子的随行人员，日后还有“拥立之功”，所以崇祯本人很不赞成“太子南行”这个提议。
最终，当天的庭议依旧在吵吵闹闹中结束，也依旧没有结果。满朝文武的意见不统一使得崇祯这个关键人物始终下不了决心，其优柔寡断的性格也最终使自己失去了把握大明朝命运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