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弱到极致：皇权与士族的“脆弱平衡”
晋朝是司马氏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回报，司马皇室推行“九品中正制”制度，以士族门爵的高低来决定官职品级的大小，并且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
晋朝实行占田制，以法律形式确认士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开启东晋时代。此后，在长达100多年间，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所控制。
东晋时期，士族政治达到极度“繁荣期”。士族门阀在政治经济上拥有特权，不断强化权力垄断，以致形成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
北方南迁士族与南方本土的吴地士族，虽然互有对抗，但北方士族采取“无为而治”、“为政务求清静”政策，在维护“君臣大纲”的总前提下，吴地士族得到必要的尊重，双方在对抗和联合中逐步走向平衡。
对于门阀士族势力而言，不能“以下犯上”是底线，这是各大士族大家共存的基础。为此，即使司马氏政权再腐朽不堪也能维持下去，而其他有势力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恒氏、陈郡谢氏等始终不能站到政治舞台的最前面，只能以辅政﹑位居势要的方式来称名一时。
而此时的东晋皇权如果得不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往往难以维持。因此，东晋历任皇帝，都不得不运用权术维持着与士族大家的脆弱平衡，不断地依靠这个世家对抗另外的世家，以此换取生存空间。
司马睿静到极致：偏安一隅，不思北返
东晋时，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在北方黄河流域建立若干地方政权，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他们各据一方，互相攻伐，南北割据至此形成。
此时的东晋清谈虚浮之风盛行，北方南迁士族都已在江南立下家业，于是国破家亡之痛逐渐被淡忘，开始追求安宁、平静，走进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慰藉。
王徽之“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耶?”王羲之写完《黄庭经》“笼鹅而归，甚以为乐”。这都是当时士族大家自我精神满足，别无它求的真实写照。
他们畅玩于江南优美的山水之中，集会在兰亭悠游之间，开始追求心理慰藉、性情潇洒、称情自娱，不再关心能否“克复神州”。偏安心态因之而起，而且迅速得到发展，成为东晋士人普遍存在的心态，直至东晋亡国。
所以，当祖逖、庾亮等人致力北伐时，士人大都反对。主要原因就是，南渡一代凄惘已成过去，南迁士族已经习惯在江南的生活，基业也都已经定在江南，他们又怎么会再次放弃安稳的生活，重新去面对战争呢？
王羲之结语
晋朝司马氏的血统似乎存在缺陷，有坐羊车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有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司马衷，有八王之乱诱因的凶悍皇后贾南风，有号称儒家信徒、宣扬重视礼教却拔刀相向的司马诸王，有东晋各代清谈无为、偏安江左的大小皇帝。
他们或是自大、或是痴傻、或是无能、或是凶残，他们所做的一件件事都是那么脑洞大开，令人匪夷所思。
整个有晋时代，基本呈现出政治上的极度懦弱，经济上毫无建树、社会上的极度动荡。
动荡的晋王朝
两晋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让人无语凝噎，实在是无法评述，令人感觉如在梦中，想要提升存在感实在有点难为人。
当然，从积极方面看，晋时中国历史呈现出分裂中有融合,破坏中有建设的特点,不能说继往开来，但承上启下还是勉强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