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是唐朝有名的政治家，披览新、旧《唐书》，以及其他史料之记载，即能看出：他一生忠心且事亲至孝，待同僚仁厚，侍长官正直，其品德、学问堪称文官之典范。
事实上，在后人对“武则天治世”的正面评价里，有一部分正得益于她的知人善任——她重用狄仁杰，以及狄仁杰举荐之人，使他们发挥政治才干，治国有条。
个性耿直
年轻时的狄仁杰，便已展露了耿直的个性。当时，有同侪发生事故，县令诘询时，众人争相回答，而狄仁杰却依然坚坐读书，县吏因此责问他。
狄仁杰剧照
此时，狄仁杰回答：“书中有圣贤在，我忙着读书，无暇顾及俗吏之事，凭什么责问我！”
由此可见他用功之专注与耿直之个性。果不其然，他通过了明经科举考试，入仕为官，任汴洲判佐。
出乎意料的是，狄仁杰在任上被同僚诬告。当时，工部尚书阎立本受理此案，并讯问狄仁杰。在办案过程中，阎立本发现狄仁杰德才兼备，于是推荐他为并州都督府法曹。
正因担任此职，狄仁杰才能对吏治、刑罚等制度更加熟悉。
执法公正
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此时期的他，正是后代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断案如神”形象的根据。
狄仁杰因“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而一时声名大振。他对刑罚的核判十分公正，而且敢于直言。
当时，卫武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的柏树，狄仁杰原本奏请“免职”，但唐高宗认为此事令自己不孝，遂下令即刻诛之。而狄仁杰再奏“罪不当死”，并引比干、张释之、辛毗以死讽谏之事，述说“如果刑法无一标准，那百姓将无所适从而大乱”的道理，终使高宗下令免去权善才的死罪。
狄仁杰对刑罚的执行公正严明，甚至建皇帝陵寝者，如果擅自建造太过壮丽、超过规格，也会被他奏请“免职”；或是有人恃宠用事，嚣张跋扈，也会被他弹劾。因此，一时之间，朝中肃然。
仕途波折
狄仁杰的仕途并非一路顺遂。豫州曾发生反武后干政的“越王之乱”，宰相张光辅率师平定，却放纵将士恃功掳掠。当时，狄仁杰官拜文昌右丞并任豫州刺史，对于张光辅将士的要求，他并没有响应。
张光辅得知大怒，质问狄仁杰：“你个小小地方官，还敢轻视元帅？”狄仁杰反讥：“你放任下属杀归降之众，不怕百姓怨声载道吗？”
后来，张光辅果然上奏狄仁杰出言不逊，致使狄仁杰被降职——他转任复州刺史，后又被贬为洛州司马。
好在武则天十分看重狄仁杰之长才，后又升他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銮台平章事，官拜宰相。
武则天问他：“其实你在汝南干得不错，但有人说你坏话，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谢曰：“陛下认为臣哪里做得不好，臣当改之；如果没有什么过失，便是臣之幸也。我并不想知道是谁。”
可见其为官处世的原则，即使有所得罪，但对事不对人。
机智逃生
好景不长，朝中乱臣武承嗣、武三思勾结酷吏来俊臣，诬指狄仁杰等多位朝臣谋反，众人遭逮捕入狱。
狄仁杰深知酷吏拷问习性，因此他为了留命平反，暂时承认谋反。
而后，判官王德寿希望升官，在狱中私下要求狄仁杰作证牵连王德寿的上层官员，来换得减罪开释，狄仁杰已冤不得伸，故坚不从，以头触柱，流血破面，王德寿才惧而道歉。
此事可见狄仁杰不愿牵连他人之原则。
后狄仁杰因承罪换来狱守的宽容，从而得笔砚，书冤于被头之上，并撕下藏于身上棉袄中。待王德寿又至时，狄仁杰借口天气转热，要王帮忙将棉袄交给家人，将内中的棉絮抽出后再送回。
因此，狄仁杰的儿子得获冤书，进而上告武则天。
武则天亲召狄仁杰，问“你为何承认谋反？”狄仁杰对曰：“我若不承认，现已死于鞭笞矣！”幸好，这一次他又被免死。
然而，武后为安抚武氏宗卿及其同党朝臣，还是将狄仁杰贬为彭泽令。不过，即使武承嗣后来多次奏请诛杀狄仁杰，武后也坚决不答应。
不只内政
事实上，武则天对狄仁杰的看重，非仅只于内政之需，狄仁杰在军事方面亦有所贡献。
后来，契丹攻陷冀州，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再度起用狄仁杰，恢复其宰相职务；突厥侵略，武则天又命狄仁杰为元帅，率兵十万追击。
期间，狄仁杰对边疆防御、军事改革、地区内政建设、人事赏罚安排等多有建言，遇事疏奏，条理分明，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多以民情所需为建言之立基点。
因此，不仅武则天对狄仁杰恩宠无比，而且其曾任刺史所待之地，如豫州、魏州等，因其治理与照顾，而百姓安乐、贼兵不侵，人们甚至争相为他立碑立祠，以纪念他的恩惠。
风气改革
狄仁杰属于典型的儒家文官，以“不语怪力乱神”为原则，而且他的出发点多以民为重。
早年，唐高宗同武后出游洛阳行宫，途经并州的妒妇河。当地奉河神“妒女”为祠，传言如果有盛装艳丽之女子(指武后)渡河，将导致风雷之灾。
高宗武后听说之后，本欲下诏发数万人另开御道，而狄仁杰上谏：“天子出行，众神都为此护送，女河神如何能犯上？”这番话说动了高宗武后，于是他们收回诏令，免了一场因皇帝一念而起的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