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疑问又来了，既然如此费力，何不写明了呢？像关羽、张飞那样，直接写皇甫端像刘备不就很好吗？何必要在孙权这里绕一个大弯子呢？
且请继续往下看，《水浒传》真正要隐写的“皇叔”就要“原形毕露”了。
朱棣才是货真价实的皇叔
我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解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最先谁后的问题，结论是罗贯中要比施耐庵大得多，施耐庵写《水浒传》移植了罗贯中笔下的多名人物、多个场景。那么，是不是施耐庵才智有限，要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参照呢？
其实，施耐庵借用罗贯中笔下的人物或者场景，目的在于为《水浒传》隐伏历史真实。打个语法上的比喻，施耐庵是在“用典”。以“典故”来暗藏自己要写但又不能露出本意来，是在逃避“文字狱”。文字狱并非清代首创，大明朝同样有，尤其是施耐庵所处的特殊时期。
那么，施耐庵写《水浒传》时，又是处于明朝的哪个时期呢？我从施耐庵的著作中读出，《水浒传》写于靖难之役之后。因为书中隐写了这段明朝高度绝密的秘史，所以，施耐庵必须如此“用典”，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来隐射靖难之役的历史人物与真实事件。
用《三国志通俗演义》典故，能够十分简练的隐藏故事，好比诗词中的用典一样，既省事有有深远的意境。从“用典”的角度讲，《三国志通俗演义》就要比《水浒传》早得多了。
我也曾经写过黄信、孙立、栾廷玉、阳谷王婆这些人的文章，解读过三打祝家庄等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全部指向“靖难之役”，指向建文帝与朱棣。因而，这个以皇甫端来隐喻的“皇叔”，实际上不是刘玄德，而是明成祖朱棣。
上文讲到，皇甫端是幽州人，幽州可以指代今天的北京，是当年燕王朱棣的封地。“幽燕”往往被连在一起，说的也是燕王。至于后来朱棣迁都北京，施耐庵是否还在世，那就不好说了。
说到皇甫端的长相时，施耐庵似乎是移植了孙权，再以孙权的行序，转弯抹角的写到了皇叔。如此费事，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孙权、孙立说的是同一件事，“孙立”是立孙子做皇帝，“孙权”则是孙子掌权——这是朱洪武“误走”的妖魔，导致了靖难之役。
实际上，查一查明史，就知道朱棣原来也是这副模样。
《明史·成祖本纪》中说朱棣：“王貌奇伟，美髭髯”，干脆连“碧眼”都省了，直接就是个“紫髯伯”。然而，他却是建文帝的四叔，货真价实的“皇叔”。
既然是“四叔”，那么，以段景住的祖籍转到刘皇叔，再以刘皇叔转喻朱棣，逻辑上便说得通了。原来，曾头市有个“貌甚伟”的险道神郁保四，什么意思？“欲保四”是也，保的就是朱家这个老四。难道，列位看官不觉得郁保四这个名字起得很有点奇特吗？
更有意思的是，“欲保四”却投降了宋江。这层意思，也将在其他文章中讲述，此处暂时略去。
还有更为“恐怖”的，施耐庵说，皇甫端“貌若番人”。在朱棣的传说中，说他极有可能是元顺帝的遗腹子，这不就是说朱棣本来就是个“番人”吗？这段传奇是不是真的不好说，但从《水浒传》中来看，恐怕还真有其事。
施耐庵写《水浒传》在前，《明史》在后，而且，此人就是大明皇宫内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一定见过朱棣。也一定知道朱棣的身上有这样的隐秘，或者他是听说的，或者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小说不一定必须全部当小说读，其中隐藏的历史恐怕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关于朱棣的生母，有很多版本，我觉得施耐庵所言更为可靠，“貌若番人”已经点得很清楚了。
施耐庵是绝顶的制作谜语的高手，放眼古今中外文学宝库，没有任何一部小说能如此高妙的把历史真实一点一滴的隐藏在一部江湖侠义小说之中，让五百年以来的读者都无法猜透其谜底。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水浒传》所隐藏的历史真实在当时还是被读出来了。因而，这部小说被禁止了一百余年。当它重见天日之时，却只有半部残书。如此“狂悖”的隐喻，《水浒传》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到底是谁将他腰斩，其实不言而喻，金圣叹先生不够资格承担这个历史责任，他所斩掉的只是嘉靖年以后，御用文人或者书商写的无头无脑的反《水浒传》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