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郕王奏请孙太后，降令旨把王振及其党羽彭德清籍没全家，族人全部斩首，其侄王山凌迟处死。王振的党羽至此被从权力中枢中清除，诸臣得以齐心协力、展开京师保卫战，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局面平息后，和于谦一同出席朝议、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的吏部尚书王直在和于谦一起退出皇宫左掖门时，激动地握着于谦的手，望着他因为不顾安危奋力劝慰郕王、在混乱场面下被扯得破碎的袖袍，感慨地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谦不顾自身，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此。
虽然处置罪魁的事情圆满结束，但是京师形势依旧严峻。皇帝英宗亲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时年不过两岁，无法承担起社稷重任。而郕王虽然有监国的名号，但一没有实际经验，二也是为了避嫌，并不愿意过多的主持国事，大明朝廷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即将面对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一、天然的第一继承人——皇太子朱见濬。
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时期的代理——监国郕王朱祁钰。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
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四、潜在的长君人选——襄王朱瞻墡。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的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