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71年，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男婴降生。他就是北魏的开创者，更是被称作一代雄主的道武帝拓跋珪。由于生日即是当年的七夕，所以在相信玄学的人看来注定会命中不凡。不过，他们要是能预料到今后的命运，恐怕会立马变得喜忧参半。以至于在北魏王朝的后期，心有余悸的幸存者都将七夕视为不吉利日期。
不同于很早就捡起重男轻女风气的定居文明，生活在塞外的蛮族妇人往往享有很高社会地位。尤其是出生贵族家庭的小公举们，绝不可能因为一句“女人如衣服”而成为野心男的成功学代价。反倒常常在成功男士背后呼风唤雨，发挥的影响力也远非芸芸众生所能企及。拓跋珪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自己的母系贺氏家族。
至少在部落阶段 鲜卑妇女的地位并不算低
正所谓物极必反，母以子贵的效应原本在北魏部落就有双倍加成，却深深刺激了拓跋珪本人。他有感于往日的汉朝外戚干政和十六国同行的分崩离析之鉴，并通过经过独立思考做出过河拆桥式决定。此后，但凡有皇室男孩成为太子，母亲就必须被提前处死。免得其背后的庞大家族，跑出来对拓跋氏自己的江山指手画脚。
如此一来，许多鲜卑贵妇虽没有因卑贱廉价而死，却因自身的尊贵而丢了性命。类似情况在漫长的历史上都属特例，却被蛮族出生的北魏皇室研发出来。不得不说是环境的改变，刺激了人类内心深处的许多潜藏恶意。
拓跋珪为寻求合理依据而化身为历史发明家
为了能给自己的独立思考寻找合理依据，拓跋珪还化身为历史发明家，谎称拓跋部自古以来有就有此类习惯法。然后靠自己的绝对权威做背书，成功修改鲜卑人的群体记忆，并以身作则的赐死了拓跋嗣之母刘氏。当看到儿子因无法接受残酷现实而失声痛哭，拓跋珪便拿出汉武帝立储杀母的典故来进行开导，并豪气的宣布自己是“远同汉武”。
然而，拓跋珪的开导毫无作用，太子还是因悲伤过度闹起了失踪。无奈之下，只能把目光瞄向另一个儿子拓跋绍，而他的母亲就来自树大根深的贺氏家族。于是，贺氏被皇帝幽禁在宫中，只是因天色已晚而被安排到次日上路。但贺氏家族的女儿终究不是等闲之辈，立马发密诏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后者也连夜召集数名帐下随从与心腹宦官，按照北方邻居的杀父惯例，抄起家伙就闯进宫中。
新继位的拓跋嗣 依然没有摒除陋习
此后，拓跋嗣现身即位，并处决了弑君的拓跋绍与母亲。但面对父亲的既定国策，并没有像自己的兄弟那样果断。反而通过对《魏书》的深入学习，决定为许多后妃的传记里增加薨字。其中还有些人是实在死的冤枉，多拜皇家老中医的失常发挥，让数位太子都不幸病死在自己老爹之前。
当然，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失去母亲照顾的太子们，很快被安排了专用的皇家养母。这些后妈也会在养子继位时被册封太后，其背后的家族自然也要跟着鸡犬升天。即便是被赐死的太子生母们，也逐步成为宫斗利器。娘娘们都到学会利用权力的游戏来铲除异己。
孝文帝就是文明太后的养子
例如第一个遇难的刘氏，很可能就因成为贺氏家族的眼中钉而被借刀除掉。等到北魏后宫为汉妃占据，这样的残杀游戏也就愈演愈烈。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文明太后冯氏。她一方面借刀铲除了太子生母，同时又不忘安抚收养这些孤儿。通过从小培养感情，方便将来控制皇帝，以至于连著名的孝文帝也不能违逆其意思。
更为讽刺的是，正是这位捞了好处不丢命的文明太后，让北魏开始出现大量的新式“孝行”墓葬绘画。其内容一改以往如象征传统伦理的《义浆羊公》、《三州孝人》和《鲁义姑姊》等正常故事，转为“孝感天地”的《郭巨埋儿》、《董永行孝》与《蔡顺伏棺》等玄学故事。
内容过于辣眼睛的 郭巨埋儿
结果，整个北魏后宫都人心惶惶，许多人为避免厄运临头而纷纷期盼生下女儿。若不幸诞下男婴，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之弄死。又或者将男丁被刻意培养成废柴，免得日后被立为太子。最后闹的北魏皇室直接面临绝嗣风险。直到宣武帝元恪的妻子胡氏生下男婴，感动不已的皇帝才废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制度。
不幸的是，老天留给北魏的时间已经不多，盛极一时的北方王朝很快就遭遇东西分裂。